一条线上了。如此“炮轰派”的愤怒就加上了一个“更”字，他们决心与潘复生和“捍联总”血战到底。潘复生和“捍联总”对“炮轰派”实行“围剿”、“专政”，而且株连其家属。于是，许多群众渐渐转向同情“炮轰派”了。“炮轰派”为了生存，不时派出“别动队”，借吃的、喝的、烧的、用的，或为父母、子女募捐、化缘，有时突然开着带武装保卫的大队人马*示威，六月五日竟对革命委员会进行了冲击……而潘复生也不示弱，他调动近万人，于一天夜里武装攻陷了“炮轰派”的全部“据点”，双方都伤亡惨重。尽管潘复生采用了铁腕*，黑龙江的夺权与反夺权一直到一九六七年十二月，“捍联总”与“炮轰派”双方达成“关于*若干问题协议”，才算止息。
十三 争权夺力 同室操戈今胜者（六）
一九六七年春，全国全面夺权的第一个高潮之后，北京于一九六七年四月二十日成立革委会，谢富治任主任。此后，由于全国各地派性斗争激烈，武斗严重，夺权斗争一度陷于停滞。
为了扭转混乱的局面，一九六七年八月底，毛主席批准对中央*领导小组成员制造混乱的前线指挥王力和关锋实行隔离审查，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活动猖狂的“造反派”。十月七日，*中央转发了毛主席六七年七至九月间视察华北、中南、华东地区的谈话，号召：“各地革命组织实现革命大联合”，他说：“绝大多数干部都是好的，不好的只是极少数”，“正确地对待干部，要实行革命三结合”，他还告诫造反派头头和红卫兵“现在正是他们有可能犯错误的时候”。这对解放干部、促进各派联合、抑制混乱局面起了一定积极作用。同时中央对许多地区行文指令或召集一些派斗严重地区的两派头头进京谈判，如安徽、新疆、四川、福建、鞍山、沈阳、长春、黑龙江、广西、宁夏、西藏等。
一九六七年底才又有青海、内蒙、天津成立了革委会。
至一九六八年元旦全国共有九个省、市自治区成立了革命委员会。全国有二十九个省、市、自治区（台湾省除外），完成“夺权”的仅仅是个小零头！足见“夺权”之艰难。这速度远远没有达到毛主席想在一九六七年实现全国全面夺权的战略目标。
一九六八年一月至五月掀起了第二个夺权高潮。由江西开始，先后又有十五个省、市、自治区成立了革命委员会。
一九六八年八、九月出现第三次夺权高潮。在此期间，云南、福建、广西、西藏自治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了革命委员会。
到此，全国二十九个（除台湾外）省级单位的夺权在表面上形式上宣告结束，实现了“全国山河一片红”。然而内部的实际的派性斗争、权力斗争却如地心之火，不停地奔流，时不时喷突、爆发。
至于地、县、区、乡和各部门、各单位的夺权，宛如舞厅里的太空旋转灯样瞬息间几轮已过。这派夺过来，那派夺过去，你方唱罢，他又登场。因而夺权之事差不多每日皆有，甚而一日几起，喜庆的鞭炮不绝于耳，祝贺的电报似暮春的柳絮漫天飞舞。
轰动全国的清华大学的“百日武斗”，究其原因也是为了权力二字。一九六八年三月末至一九六八年七月二十七日，两派学生展开了大规模武斗，直到“工宣队”进校方才停止。
从一九六七年一月上海夺权始，至一九六八年九日五日最后西藏自治区、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成立止，历时一年零八个月。这一年零八个月是由一个“权”字贯穿起来的，全国七亿人民，只要是有思维能力的几乎没谁不想这个字，甚至清醒的时候想，睡在梦里头也想。因为当时全国人民都十分清楚地认识到，它不仅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命运，也关系到每一个人的命运。所不同的是有人想夺权，有人想保权，还有人要反夺权。所不同的是做领导、当头头的多半想的是政权，一些人是为了党和国家的命运，少数却是被权欲驱使；做为群众大多是怕回到旧社会，吃二遍苦、受二茬罪，希望有个真正的维护民众利益的的政权。但是，不管为了什么，大家都在为“权”奔波、忙碌、号呼、斗争。而在当时，权与派差不多是同义词，因为在夺权刚刚开始的时候，毛主席和党中央明确表示要“造反派（革命派）”联合起来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这样就把“保守派（保皇派）”排斥于外了。“保守派”的头头和广大群众当然不甘心，他们也拥立一个认为合自己心意的又有资格参加“三结合”的“革命干部”进行夺权或反夺权。红透的桃子岂有拱手让人之礼？“造反派”是寸土不让、寸权必夺。如此，两派开始不停地争斗、打斗、械斗、武斗。斗！斗！斗！真刀真枪的斗！旷日持久地斗！很多地区革命委员会已经成立几年了却还在那里斗。比如徐州，直到一九七五年*出面干预，派斗才告结束，京沪、陇海两条铁路干线才得以畅通。这种斗，不只是用手、用枪械，还要用心、用思想。而且这种斗不只限于社会上，还被引入家庭。很多家庭的成员分别为两派或三派组织的成员或同情者，互相之间常常为各自的立场、观点、行为展开辩论、争吵。他们各持已见，毫不退让。不欢而散的结果是最平和的、文雅的、温良恭俭让的，往往是掀桌子、踢板凳拳脚加身，要么互相不理睬、分家，甚至决裂。
古往今来，像这等广泛的深入人心的*、权力之争恐怕还是绝无仅有的。这就是伟大领袖所要的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夺权”、“保权”斗争。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十三 争权夺力 同室操戈今胜者（七）
兴海医科大学的夺权倒是很简单，简单得如小孩子过家家。
我校几个“造反派”组织头头坐在一块一核计，联合一起成立个“造反总团”，每个组织出一名头头组成一个常委会，拟定一项声明，到早已被“造反派”夺过来的广播站一播放，声称“不再承认学校党委的领导，学校的一切权力归造反派”，再将学校各部门的公章集中起来捧到“造反总团”团部，夺权即告完成。我们学校的“夺权”进行得如此顺利，是因为学校的形势是一边倒。原来的主要领导人均被“打倒”，不能发号施令，也没有权威了，何况他们自己多半已经认错。其实，在当时的情势下，即使他们发号施令，也没人肯听从了——他们的御林军“保守派”师生已经幡然悔悟，全部彻底反戈了。若说当时校方的权威只有每月给教工发放工资和给学生发放助学金、粮票了，不，连这个权威也不是完全的——“牛鬼蛇神”的工资不能全额发给，每月只予以三十六元的生活费，而谁人是“牛鬼蛇神”，“造反派”是最高裁判。
事后仔细想一想，这次夺权我们又究竟夺到了什么？除了那一大箩筐早已派不上了用场的木头疙瘩——公章 ——当时学校所有对外事宜一律使用“造反派”组织的公章，再就是一大“牛棚”的“牛鬼蛇神”（包括被打倒的学校领导和在运动初期由他们抛出来的“死狗”）之外，我们连根稻草都没捞着。我不禁哑然失笑——这个夺权太过于滑稽。于是，我把那些木头疙瘩扔到卷柜里头封存起来。至于医科大学革委会的成立倒是有些……
“叮咚、叮咚、叮咚”的门铃声把我唤回到现实中。一看表，已是午夜二点。深更半夜来敲我家门的多半是楼下李伯母。开门一看，果然不错。
“皪皪呀，大娘左寻思右寻思，实在没法子了来叫……”
“没关系。我穿件衣服就跟您去。”我一边穿衣扣扣，一边说。
“这阵子你大伯挺好的。今日个儿那个不争气的二小子回来……”
“怎么？二哥又闯祸了？”李家的老二比我只长三个月，因为打架斗殴、流氓偷盗，被劳教了两次。
“唉，他若是闯祸还许没事儿了，他就那么个下作玩意儿。惯了！都惯了！偏今日个儿他人模狗样地回来了，说是当上了什么销什么供，啊，供销处的什么经，经理。皪皪你说……”
“这是好事儿哇！”我随李伯母出了门。
“可不是呢！俺说也是呢！”李伯母压低嗓音，“可俺们家都个老东西是死脑瓜骨哇，他说就二小子那个样子也能当经理？真是……”
说话间，已经到了李伯伯家了。
李伯伯正坐在沙发上长吁短叹。见我进来了，仿佛见了知心人似的，亲热地给我让坐，倒茶，完全不像个精神病人。他说：“皪皪你倒说说，让我们家老二这样不务正业的人当了经理，去领导别人，那工作能干好吗？”
“李伯伯，那是过去，现在二哥不那样了。俗话说：‘浪子回头金不换’嘛！”
“唉，你是不知道，他现在的毛病更多了！酗酒、打牌、跳舞、找小姐，他都干，就剩没抽大烟了。”
“您一定听错了，或者有人背地使坏。”
“知子莫若父。他什么德性，都在我心里。我呀，这辈子最大的失败就是没有教育好自己的子女。唉——”
我作声不得。李家老二小时候也是个好孩子，高中毕业时正赶上“浩劫”，父亲被关进了“牛棚”，他很苦闷、失落，在社会上闲逛，认识了一些社会青年，时不时参与他们打群架。两年后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同一些流氓无赖混到一起了，慢慢学坏了。
“其实二小子也不过是个工厂销售部门的小经理，做好做歹，影响面没多大。我就是纳闷，他凭什么能当经理？”
“选干部当然应该选能干工作的嘛，二哥工作能力挺强的。”
“我担心像小二子这种事不是个别，现在世界是变了。没听人说么，大学毕业的不如刑满释放的，搞卫星导弹的还不如街头卖茶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