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构建》，《战略与管理》2001年第6期。徐勇教授对现代国家建构中的非均衡性和自主性作了分析，认为民族—国家与民主—国家是现代国家建构的两个特性，在欧美国家，民族—国家与民主—国家的建构是同步的，而在中国这类后发国家，不仅民族—国家与民主—国家的建构不同步，而且会产生矛盾。因而中国在实现民族—国家的建构之后，还有一个民主化的过程，以完成民主—国家建构的任务。参见徐勇：《现代国家建构中的非均衡性和自主性分析》，《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5期。历史经验表明，〃现代民族国家的政治制度愈是民主化，巨大政治灾变的必然性和机会就愈减少〃参见《伯恩施坦言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6年版，第7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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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以农民的公民权利为指标观察中国的现代国家构建，将农民、地方国家（LocalState）、中央国家（CentralState）三位一体结合起来进行实证研究和理论分析，并在民族—国家与民主—国家二维视角基础上拓展为三维视角，即增加公民—国家这一重要视角，提出建设与发展公民权的能力是现代国家构建的基础和核心，从而在理论上和实践中推进中国的现代国家构建。
二研究的回顾与评述
深厚的知识储备与宽广的学术视野，对于一个优秀的学者来说是必不可少的。我常常对那些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知人事、博古通今、学贯中西之百科全书式的大学者大思想家钦慕不已冯绍雷认为：〃多学科方法的使用并不要求一个当代学者都要成为百科全书式的通才，但是，现代知识的综合和交错也常常使我们单一学科的知识捉襟见肘。我个人认为，即使在学术浮躁的当代，主张在首先学好一门学科知识的前提下，吸收其他学科的方法，并且在此基础上接受其他学科的一些范畴，这并非是不可能做到的事情。〃参见冯绍雷：《推荐序》，载［丹］奥勒·诺格德：《经济制度与民主改革——原苏东国家的转型比较分析》，孙友晋等译，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7…8页。传统中国对博士的一个定义是：〃明于古今，温故知新，通达国体，谓之博士。〃参见《资治通鉴》卷七胡注。，吾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多年以前，我就以〃纵观上下五千年，横看东西两半球〃自勉，愿见贤思齐不做井底之蛙，乐独立思考驰骋地球之村，对任何宣称已穷尽人类知识和宇宙真理的学说保持怀疑与警惕。
毫无疑问，知识的局限与学科的分离，往往限制了学者的思维空间。任何伟大的学者也只仅仅对宇宙和人类知识的某一领域的某个方面做出自己的探索和贡献。认识到这一点，我们才能够不把任何学说当教条而停止思考的脚步；认识到这一点，我们才有可能站在前贤与今人已有知识的阶梯上继续往上攀登；认识到这一点，我们也就不会自负地将自己的思想观点强加于人，从而重蹈历史上常见的暴力打倒他人旧权威却强制树立自己新权威之故辙；认识到这一点，我们就能够如海纳百川之胸襟，在学术的融合中升华自我，在思想的交流中碰撞出火花。
项继权教授认为：〃学术研究是一个不断积累和发展的过程。后人的成就从来就是站在前人的肩膀上进行的。〃项继权：《集体经济背景下的乡村治理——南街、向高和方家泉村村治实证研究》，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9页。随着信息与人际交流的日益频繁，一个人不仅可以从前人的思想中吸取营养，而且还能够从同代人甚至下一代人的研究和思考中得启迪。我对中国农民问题的关注和研究，一方面直接来源于我自身的经验观察和生活体验，另一方面也直接得益于前辈和今人的理论探索与研究成果。
（一）农民与农村问题研究
20世纪以来，对中国农民和农村问题的关注和研究，既有不同的学科涉足其间，也有不同的理论视角切入其中。社会学、人类学、历史学、经济学、政治学、法学等学科均以本学科的理论视角和研究方法，深入到中国乡村社会，观察和研究中国的农民问题。
周晓虹教授从社会学角度对20世纪中国农民研究文献作了梳理，他将中国农民问题的研究划分为1919—1949年和1979年以来两个时期，并认为1949—1979年长达30年的时期为〃空白期〃参见周晓虹：《中国农村和农民研究的历史和现状（代序）》，载贾德裕、朱兴农、郗同福主编：《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农民》，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16页……无疑，这个梳理为读者提供了重要的文献线索，但是，这个文献梳理只限于社会学文献，同时也只局限于中国大陆。就是说，如果我们把研究视野投向在中国大陆兴盛一时的农民战争史研究和港台等海外学者对中国农民问题的学术研究，那么1949—1979年就不能简单地称之为中国农民问题研究的〃空白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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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勇教授等对中国农民问题研究的百年历史作了长时段的回顾梳理。他认为在中国长期的历史上，有农业、农村和农民〃三农〃现象，但没有〃三农〃问题。〃三农〃得以成为一个问题，深刻的根源在于现代化进程。参见徐勇：《现代化视野中的〃三农问题〃》，《理论月刊》2004年第9期。在20世纪上半期中国农民问题研究的第一次高潮中，形成了诸多研究流派，如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农民革命派，以梁漱溟、晏阳初、黄炎培为代表的乡村建设派，以费孝通为代表的学院派，以陈翰笙为代表的中国农村派。此外，在国外学者对中国农民的研究中，美国传教士明恩溥、社会学家库尔普、卜凯、英国经济学家RH托尼等人享有盛誉。日本〃南满铁路株式会社〃（简称〃满铁〃）对中国农村进行惯行调查所收集的调查资料被学界公认为具有较高的学术研究价值。与周晓虹教授不同，徐勇教授等人注意到了1950—1970年代港台地区和国外学者对中国农民问题的研究成果，杨庆堃、韩丁、马如孟、陈佩华、安戈、赵文词（马德森）、施坚雅、约翰逊等学者的研究引人注目。1980年代以来，中国农民问题研究被认为形成了20世纪的第二次高潮，家庭承包责任制、乡镇企业、农村流动人口、小城镇、村民自治和村民选举、农民负担、税费改革等是这一时期研究的重点。详细内容，参见徐勇、徐增阳：《中国农村和农民问题研究的百年回顾》，《华中师范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6期，另载徐勇：《乡村治理与中国政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74…293页。另参见徐增阳：《20世纪〃三农〃问题研究的代表性观点述评》，载俞可平、李慎明、王伟光主编马克思主义研究论丛第5辑《农业农民问题与新农村建设》，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年版，第164…184页。在后续的研究中，徐勇教授概括出20世纪中国破解〃三农〃问题的四种视角，即：以孙中山、毛泽东为代表的制度主义视角，以梁漱溟、晏阳初为代表的文化主义视角，以费孝通为代表的工业主义视角，以卜凯为代表的技术主义视角。参见徐勇：《破解中国〃三农〃问题的四种视角》，引自2007年3月22日徐勇教授给华中师范大学政治学研究院2006级博士生的上课课件。但农民战争和农民运动研究也没有被纳入徐勇教授的文献综述范围。
项继权对中国农民问题研究作了视野较为开阔的文献综述，其特点是比较全面地向读者展示了一幅包括海外学者在内的中国农民问题研究的学术系谱。详细内容，参见项继权：《集体经济背景下的乡村治理——南街、向高和方家泉村村治实证研究》，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9…43页。郭正林教授对1980年代以来中国农村政治学研究作了一个囊括中外学者在内的具有较高学术水准的综述。在郭正林的综述中，国内外学界对中国农村政治研究的理论视野和概念框架主要有国家与社会关系、政治经济学、新制度主义等理论框架。国家与社会的理论框架是西方学术研究的方法论传统，公民社会、法团主义、权力与权利、官治与民治、政府与社会等概念都可以从国家与社会的理论框架中延伸出来。郭正林指出，黄宗智提出的〃第三领域〃、舒绣文的〃蜂窝结构〃、萧凤霞的〃细胞化社区〃、杜赞奇的〃权力的文化网络〃、张厚安、徐勇概括的〃乡政村治〃等，都是对农村政治学概念知识与方法论的贡献。这一理论框架下的代表作，主要有黄宗智著《华北的小农经济与变迁》、《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农村发展》，杜赞奇著《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萧凤霞著《华南的代理人与受害者》，弗里曼、毕克伟、塞尔登著《中国乡村，社会主义国家》，徐勇著《中国农村村民自治》，王铭铭著《村落视野中的文化与权力》，于建嵘著《岳村政治》，吴毅著《村治变迁中的权威与秩序》等。在运用政治经济学框架的中外学者中，除了黄宗智外，还有戴慕珍、华尔德、党国英、项继权等，代表作主要有戴慕珍著《当代中国的国家与农民》，戴慕珍、华尔德的《财产权与中国的经济改革》，项继权著《集体经济背景下的乡村治理》等。运用制度主义的理论视野研究当代中国农村村民选举和村民自治，成为中外众多学者的共同选择。白钢、辛秋水、白益华、王振耀、詹成付、党国英、于建嵘、张厚安、徐勇、项继权、唐鸣、景跃进、袁达毅、史卫民、黄卫平、郭正林、朗友兴、李凡、沈延生等国内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