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备的意义，拿死亡之类的事情开玩笑，也不太把“如何度过一生”当回事，只不过我们很难做到这些而已。如果不像别人那么乌泱乌泱地在走廊上跑来跑去的话，活着本可以是简明、安静和值得尝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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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性的因素
普利策摄影奖获得者凯文·卡特在1994年利用汽车尾气自杀身亡，他的遗言说：“对不起，生命中的悲伤远远超过了欢乐。”当时离他凭借那张著名的秃鹫等待女童死去的照片获奖不过3个月。有那么一段时间我非常喜欢卡特，找到了不少他拍摄的照片——当然都没有获奖的那张好。卡特两颊消瘦，风尘仆仆，非常穷，酷似60年代的流浪青年，看上去就像个不只是记者的记者。荣格说，同一个时代中会有心理学意义上的不同时代的人，比如现代社会中也会有古代迦太基人类型的人，等等。同理可以说凯文…卡特不算当代记者，要归入很早以前理想主义的那一拨儿，心里装着悲天悯人、自我折磨的魔影。现代记者们则大多戴着半框眼镜两眼迸射贼光，喜欢轻松的工作方式，跟别的行业的人没什么区别，对于痛苦所知不多。
凯文·卡特的事例促使我琢磨，一个心事重重的家伙到底适合不适合加入经世致用的行当，更明确地说，这类人适合不适合现代社会？时代有其强大的法则，如果我们不够能满足而快乐地与它*就很可能什么都不是，莫奈式的朴素艺术家因此绝迹了，安迪·沃荷和他的名言“赚钱的商业是最棒的艺术”因此崛起了——各行各业都是如此。可是一切就只是如此而已？
戈尔·。维达写过一篇名为《热爱飞翔》的文章，讲的是他亲身经历的美国航空业发轫年代的往事。在结尾处，戈尔·维达说：“今天科技的发展真是令人叹为观止。我们坐在电视机前观看土星的光环渐渐消失，还能推测银河系的边缘还有哪些未知的星球，这是多么奇妙的事情啊！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已经失去了很多人性的因素，我们更不可能拥有生活在相信飞行将创造大同世界那一奇特年代里的人们的崇高希望了。我们未能创造一个完美的世界。”
相比之下，我觉得我们比那一代美国人失去的更多。我们失去了改变哪怕只是身边的小小世界的愿望。我们总是可以看到令人沮丧的先例。梁启超是第一流的人才，比我辈强出千万倍，但对这个国家没起什么作用。胡适也是第一流的人才，可是他写了那么多文章，也没什么用处。你只能说“百无一用是书生”，尽管每个造出了灿烂文明的世界，比如近代的欧洲，进步的核心动力总是来自于一帮书生们。那么问题在哪儿呢？我们常说，问题不在我们能解决的范畴之内。
于是我们偃旗息鼓，承认世界是不可改变的，落力赚钱即可，甚至连自己所在公司或者单位的一条愚蠢的内部制度也是不可改变的。有人名之以“犬儒主义”，我觉得叫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正是这么做的。
并不是说以前的人们不是这样，而是杰出的人们不是这样。胡适先生回国时才26岁，跟现在的韩寒一样大，在他前面已经有了众多先贤的失败例证，他仍旧对着人群引用了伊拉斯摩从意大利返回祖国荷兰时的话：“我们回来了，一切都会不同了。”那时的中国，在某些部分比现在老迈得多，在另一部分则年轻得多。如今我们身处更繁华的文明之中，却再也听不到类似的明朗之声了。
如今我们很容易认为“一切都会不同”无非痴人说梦，在我看来，这说明了我们有多么聪明。的确，在改变中国方面，胡适的作用可能还没史玉柱大——有很多人相当崇拜后者的建立在捕捉人性弱点的基础上的商业模式，甚至称其为“天才”。我的看法是，倘若这便是天才，那么这个世界就是彻底抽风了，我辈余生中的任务就是冲它吐唾沫，享受这唯一可以享受的乐趣。
其实凯文·卡特只是一名负债累累的自由记者，连份固定薪水都没有，套用中国的标准来讲，就是一没有记者证的假记者。这路人要是胆敢采访我们的小煤矿，早被乱棍叉出去了。可是与那些把木匠和瓦匠的活儿干到完美程度的人一样，他是人类的精华，而我们不是，大多数著名CEO也不是。有些人有着聪明的头脑，贪婪果敢、敏于行动，另些人则有着不合时宜的个性，胸有丘壑、心事重重，他们是完全不同的杰出者。我们在蝇营狗苟的生活之中学到的是贪婪，而失去的正是个性，当我们在朝阳区或者浦东的昂贵写字楼里寻觅各种机会的时候，并不曾反省自己的日子是多么糟糕，用戈尔·维达的话说：“我们已经失去了很多人性的因素。”
吾父凯利班
有一天，因为公干，我跟胡安·莫里略的女儿坐在一家咖啡馆里回忆童年生活中的各种阴影。莫里略是位秘鲁作家，著有《河水必将携你而去》，他女儿如今在北京为一家欧洲电视台工作。她说，小时候她被送到利马的一所富人学校读书，周围的孩子都太有钱了，让她很有压力。我说，你也有可骄傲之处呀，你爸是著名作家。她叹息说，问题是爹也怕比，既生瑜何生亮，班里有个男孩，他爹就是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这一下，用一句时下流行的冒傻气的话讲，“我被雷到了”——她确实是自豪不起来。略萨在地球文学界的地位约等于前国务卿基辛格之于美国政坛。然后她问，那你小时候呢？我特自豪地说，有个中文词叫“世子”，听说过没有？我就是我们家那片儿的“世子”。我爸高中毕业，是方圆十里之内最有文化的人。
可惜这姑娘仍然困惑不解。一外国人，哪能理解我们东北人“老子啥也不是，因此老子天下第一”的人生哲学？柳永的看法是：“才子词人，自是白衣卿相。”我们东北人则这么想：卿相算个球啊？
这种人生观当然近乎泼皮无赖，有时它会导致人们失去分寸，对值得尊重的人与事进行愚昧的嘲弄。不过它还有不错的另一面，比如它让我觉得，一个美好的世界的首要标准就是等级松弛。
全中国的城市都变得千篇一律了，不过我还是有机会到过几个不错的小城市，曾经置身于几个安静的街区之间。它们的共同之处在于有大片被树荫覆盖的小房子，有简单干净的道路和懒惰的人民。我以为这才是好的生活，而我们自己居住在北京的高楼林立、阳光*的楼盘里，实在是再糟糕不过的日子。关于当下的中国人的生活，学者们有个说法叫“成功动机过剩”，我深以为然。我们都像是同一列火车的乘客，这火车的司炉工拼命加煤，因为我们想开到月亮上去。老想着成功干嘛呀？就好像我们的智力不足以应付不追求成功的生活似的。
在我看来，这世界上最痛苦的生活莫过于某人娶个日本老婆，因为早上你上班的时候她会在你屁股后头鞠上一躬：“李桑，努力工作！”我努力不努力干你屁事？人生的乐趣不就在于不努力吗？
问题是，好多时候我们都为生活所迫而去干傻事。小孩子亦是如此。我有个朋友是个普通公务员，望子成龙，因此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把儿子送进了北京一所著名的高干子弟幼儿园。元旦时这小孩参加了一次戏剧排演，跟别的孩子一起像皮球似的在舞台上滚来滚去，然后突然像一群小僵尸一样站起来朗诵：“刘园长啊，您就是我们的妈妈！”表演结束之后，我们都赞扬他滚得很不错，但是他自己很失望，因为没当上唯一的公主。可是我猜测，这皮球的命运他一时半会儿是摆脱不掉了。明年他还当不上公主，后年也当不上，等他上了小学，很可能就突然醒悟，公主的爹即便不是皇上，至少也得是副部级，于是就注定无法挽回地开始其比爹的一生。
这可真是一个难解之迷：为什么在一家势利的幼儿园，每个小男孩们就都非当公主不可呢？
我相信，只有抱定了粗鄙之识者，才可以决意不鸟任何童话般美丽的东西。有一次我看一本著名的讲伶人的往事的书，说尚小云如何在酷暑中表演而不出汗：“尚小云把汗都摄含在体内，什么时候松弛了，才叫它排出体外。”我就琢磨：贵族气质这东西真够讨厌的。另一回在电视上看到王朔得意洋洋地忽悠梁文道：“你知道我们小时候看的什么？总参做训地图呀！”我就想，早知道他出息成这样，就该让他去美国上小学，让马修·李奇微少将的儿子跟他聊聊第82空降师。
当然了，众所周知，在大件事上，爹比什么都有效，但这是我们需要忘记的另外一个问题了。
高中时我看莎士比亚的剧本《暴风雨》，记住了里面的一个著名的怪物，名叫“凯利班”。如今，每当我看到什么宏大的、庄严的、愚蠢的和可笑的事物，都会想起它来。他又丑陋又有力量，像牲畜一般冷酷残忍，在西方语境中又被认为“象征着被压抑的被扭曲的东方世界的文化起因”。甭管这是不是西方文化中心论吧，等级、权力、拼命往上爬等等，总归是我们这“世界”的特色吧？所以大家根本不用比爹，在文化上我们有个共同的爹，就是凯利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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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大事业中的自由民
我们会在古老的历史中寻求崭新的希望，而不是在未来中，当我们感到这个世界的走向令人厌烦的时候。令人快慰的是，人类在痴人呓语之余还发出过一些响亮的声音，比如英国《大宪章》之“无代表权不纳税”和法国《*宣言》之“无视、遗忘或蔑视*是公众不幸和政府*的唯一原因”。它们给你以故园之感，就像一条大马哈鱼游过了狗熊密布的归途，终于抵达了它的河湾。不过让我觉得最为响亮的声音，在庄重人士看来却也许无关宏旨，它是流氓作家亨利·米勒在小说《北回归线》中的一句自白：“我没有钱，没有人接济，没有希望，不过我是活着的人中最快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