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海鹏专栏集:佛祖在一号线》全本阅读-第1节-木小说

序
换个姿势做天才
　　伊险峰——《第一财经周刊》执行主编
　　2007年年底，筹备《第一财经周刊》的时候，我邀请海鹏加盟。有那么几天他似乎动了一点心思，我还跑了一趟他家去游说，当然最后依惯例，他还是拒绝了我的邀请，作为折中方案，他答应给我开一个专栏，两年多下来，大概有五十余篇，这本书中的大部分文章可能都来自于这个专栏。
　　专栏名字开始叫“公司人”，写了大半年，有读者抗议，这专栏跟公司人有什么关系呢？于是改名叫“涂鸦”，取了个很正式的英文名字“critique”。涂鸦，是我的主意，在我看来，这个行为对权威和制度有一种天然的反叛味道，与主流保持着很好的距离，更关键的是它很快活，很自由。
　　其实叫什么名字不重要，关键是有海鹏在写。海鹏把自己写的这些文章定位为“我仅存的志向就是重申常识”，他很谦逊地说：“重申常识这种事，做起来一百年也不够，可它没什么难度，未必专需要谁做。”但我是一个编辑，我知道找到一个睿智、幽默的专栏作家可能并不会太难，但是找到一个能如此尊重并且理解汉语，还能优雅运用的人基本上是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没过多久，我就意识到请海鹏给《第一财经周刊》写专栏，可能是我在这本杂志做的最好的决定之一。这是一个小概率的幸运事件。
　　就像有海鹏这个朋友，也应该算是我人生的一个幸运事件吧？我加入了豆瓣上的“李海鹏小组”，看到他那么受人喜爱，作为朋友，我免不了有的时候也要沾沾自喜一下。
　　认识海鹏，是在1994年世界杯的时候。有报纸约我们写球评，那个时候他大三，我已经毕业。此前知道这个人，是个“写诗的”——在海鹏经常以L大名之的辽宁大学，诗人就是这么被称呼的。这很显然不是一个很受尊重的称呼，再加上他的瘦和白透着的那股神经质的劲头，他应该不那么招人待见，当然这只是我的想象。
　　熟悉起来是在1996年，我们成天混在一起看欧洲杯。忘了是哪个人看好动漫产业的未来，海鹏、我还有浪打郎（本名是张恩超，现在是“榕树下”网站的总裁）决定一起做个动漫的脚本，主人公叫小派，是一个不那么喜欢被管理的蜡笔小新一样的小男孩，最后他飞了起来——我们满脑子都是各种卡通的画面，一个自由的、犀利的、有着幽默感的孩子在天上飞。
　　那个存在一台破电脑里的脚本再也找不到了。我想最后那个画面让我和海鹏都记忆深刻，应该是2001年吧，海鹏写《做天才》，这一次飞起来的是浪打郎，“只见在10月的天空下，一个名叫浪打郎同学的UFO长发飘飘，裤衩飘飘，在空气中游啊，游啊，高过了阳光刺破的云层，去到芳香幽深的所在，一个做天才者如此执著的飞行，世俗的上帝再也阻止不了了。小鸟贝阿特里齐啊，你在哪里，在哪里，在哪里。”
　　1998年的时候，我是他的编辑，基本上也是每周约一篇稿，那时候他已经展现了拖稿的天赋，我开始饱受他的折磨，经常逼到要做版的时候，他写一页传过来一页，用那么十几分钟的工夫写完，传完。
　　2000年年底，我到北京，接下来的一段时间，海鹏、关军、浪打郎都到了北京。那两年可能是最好的一段时光了吧，每周踢一次球，吃饭扯淡，某一次他心血来潮还在朝阳公园蹦了一次极，一直到2002年的日韩世界杯……没有约稿折磨，除了有一次我约他写了一篇《长日孤独的城市——沈阳人的性格、文化、生活和希望》。
　　好时光总会结束。那段时间先是浪打郎去了广州，然后关军也去了广州，我去了上海，海鹏一个人留在北京，他们仨都加盟了《南方周末》。
　　《南方周末》对海鹏的改变很大，怎么说呢，他喜欢谈些大问题了，他说他讨厌不公平和容易同情人的天性在这个阶段被激发出来。他转过身就变成了我们原来谁也想不到的“中国最好的记者”。几乎所有人认识的海鹏都是那个写着漂亮报道的人。
　　到了2008年年底，他离开《南方周末》去了《GQ》，海鹏的前同事林楚方很沉痛地跟我说，这是新闻业的一个很大的损失。但我说，我看过海鹏在沈阳编过的杂志，是我看过的最好的杂志之一——他是写报道的天才，换个神秘的姿势一样可以做天才。
　　直到几个月之后有一天晚上，他打电话说吃饭，在一个火锅店里，他说他又辞职了，打算写小说了。他做什么我都觉得是合情合理的，但这个可能是他最该做的事，并且是他最爱做的那个天才。
　　写这个序，于我是件伤感的事。把这些结集之后，海鹏说再不要写专栏了——《第一财经周刊》上面也不再会有这么漂亮的涂鸦文字了。但再想，这些都是过眼云烟——大部分东西都会消逝掉的，但海鹏的这些文字会留下来就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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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病人不要随便死在走廊上
文化规制似乎是这世界上最强大的东西，政府、警局管不着的事儿它都管，早上你按它吃早饭，中午你按它见客户，晚上你按它入睡。没它会怎么样？没它就没你。在现代知识阶层的趣味中就有这么一个规制——你不能说自己热爱生活。要是有谁见天儿兴高采烈，差不多就等于自己在脸上贴了一行隐形字：我是一个猪。这规制如此严厉，因此你到处都能听到有人嘀咕自己多么聪明以致不够快乐。我怀疑“不快乐”往往只是伪证，“聪明”才是言者的要点。早几年昆德拉的《生活在别处》曾经流行过一阵子，就连一首歌里都唱着“我要超越这平凡的生活”。遇到类似的状况我就想，你们怎么就这么缺德，偏偏往我们真厌世这堆儿里混呢？
　　我常常会觉得，人生诸般破事，其实早由天定。这倒不是说支持宿命论，“天”只是喻体，指的是不能自决之力。小时候您劲劲儿地戴着三道杠儿，长大了会不喜欢生活？太阳底下就没这事儿。小时候您眉头深锁，成年了却变成笑面佛？概率也不大。可是，是什么让我们打小就有那么一副面孔呢？基因家庭教育环境，因素多到不可穷尽，但有一样：自己决定不了。
　　在《太阳照常升起》里，有个可怜的家伙叫科恩，无能软弱又多愁善感，坐在咖啡馆里对杰克·巴恩斯说：“日复一日，我却从来没有生活过。”在《伊凡·伊里奇》里，伊凡·伊里奇度过了富裕又空虚的一生，马上要死掉了，心中突然狐疑：“也许自己未能像应该的那样活过。”这些话都蛮朴素，不夸张，符合人们省思生活的常态。伊里奇死到临头，作如是观，不能叫厌世，只能叫活了一辈子却觉得没什么大意思。我猜想，它的前身很可能就是人类历史上最古老的慨叹之一。早在旧石器时代，某位祖宗饱餐了一顿猛犸下水刺身，一时又没有女祖宗可供调戏，没准儿就坐在河边惆怅地想：如此日复一日地跟长毛象打架，也没什么意思呀！
　　对于伊凡·伊里奇的生活，作者托尔斯泰评价说，它是“最简单、最平常的，又是最可怕的”。这是典型的宗教信仰者的观点。后世的美国作家菲利普·罗斯对此故作不以为然，他说，既得利益者的生活，“就我所知，最简单、最平常，按美国标准却最了不起”。他的意思是，伊里奇式的成功和富有在普通美国人来看是难得的好事儿，如果有谁认为在成功富有之外还得感受灵魂的质地，那就叫有毛病。菲利普·罗斯本人也是有毛病的人，其实他嘲讽的是美国，支持的是托尔斯泰。
　　那么“聪明以致不够快乐”，或者说某人是如此有个性以致无法热爱生活，它应该是什么呢？愚见以为，除了扮酷之外，这个人还得真有点儿睥睨世俗的怪癖才行。扮酷只需要在秋风中望向地平线的一抹眼神，睥睨世俗可是要花掉真金白银的——世俗比您牛多了，做好少赚几笔的心理建设先吧。
　　打从上小学起，我就发现那些活得特有劲的同学写作文都跟我们不一样，我只会写一些骈词俪句，比如“时光如水，岁月如梭，又到了小鸟妈妈给小鸟喂奶的季节”，他们却会特别严肃地质问老师：“我们该如何度过这一生呢？”老师偏偏特吃这一套，说他们有思想云云。对我来说这简直是无事生非，我如何度过一生，跟我有什么关系，难道不是归我妈说了算吗？
　　那时我最常看的杂志是《新少年》，它每期的尾页上都连载漫画《丁丁和宁宁》，丁丁是一个调皮捣蛋的弟弟，宁宁则是其深明大义的兄长，每个故事的开头儿都是丁丁干了什么上房揭瓦的事儿，结尾则一律是宁宁像个班长似的叨逼叨。每次看了这组漫画，我都意志消沉地想：怎么我们二年一班的每个同学都像宁宁呢？就我跟张一蛋像丁丁。我整天像丢了魂儿似的，张一蛋则智力有问题，每天带一只水煮蛋上学，吃完了找不着了就大哭一场：“我的蛋呢？”
　　如此悲惨的记忆一直跟随着我，直到长大成人，彼时我已经喜欢上了一款叫《主题医院》的电子游戏。玩家在这游戏里经营医院，要面临好多麻烦事，比如护士跟医生*啊、护工没事儿就打台球啊、女病人们大便时的呐喊声太大啊等等。疫病流行时医院里总是不断死人，于是我最爱的桥段就来了——整个医院里反复回荡着播音员的清脆女声：“请病人不要随便死在走廊上！”敢情这个还有呼吁的。我觉得自己的人生理想就是做这个女播音员，把多严肃的事儿都变成扯淡。
　　假如可以回到过去，我这个女播音员就会先去学校，张一蛋一开始哭，我就塞给他一只水煮蛋：“喏，你的蛋。”然后我会跟小时候的自己聊聊：“去跟他们玩吧，其实他们只是有点儿笨。”最后我会告诉他，活着本来可以是快乐的，如果不再赋予生活本不具备的意义，拿死亡之类的事情开玩笑，也不�

《李海鹏专栏集:佛祖在一号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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