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贼军失于戒备，被迫退出丰顺、留隍，受到重大损失。
第一军三个旅折损过半；第三军全线崩溃，只剩几百人。
总司令兼第二军军长许崇智不得已下令放弃潮州、汕头，率部向揭阳退却，又遇到来自赣边南下的林虎部的阻击，大战于揭阳附近的言岭关。
结果兵败，言岭关失守，敌军进逼揭阳城。
叶剑英在战场上又一次陷入险境之中。
七、大战言岭关，解围博罗，夺取河源
言岭关，是南岭梁山山脉高峰上的一道险关，雄跨南北峰脊，威慑云深要道，是从丰顺到揭阳的必经之地，山石陡峭，壁垒森严，地势险峻，易守难攻。
叶剑英听到言岭关失守，遂即请命，率第八旅开抵关前，准备反攻。
在广州疗养的张民达闻讯抱病返回前线督战。
两军摆开阵势，敌人居高临下，利用有利地形反击，弹如雨下。
第十三团先头部队伤亡惨重。
叶剑英命令停止进攻，急调十六团上来，重新部署三个营的兵力，命令机关枪营营长宋绍殷将机枪配备给三个加强连。
选择敌军防守薄弱的崎岖山道，从不同方向迂回进攻。
他又命令炮兵连长王逸珊，迅速测定距离，选好目标，亲自指挥向山上敌人固守的据点，连续开炮。
在猛烈炮火的掩护下，步兵发起梯次冲击。
经过一天一夜的激烈战斗，终于挫敌破关，夺回了言岭要地。
守关的敌人大部投降，少数狼狈逃窜，叛将刘志陆险些被擒。
这就是当时在粤军中转败为胜、名震一时的言岭关大战。
这一仗胜败关系到粤军全军安危。
张民达、叶剑英由于打了这个硬仗，威名远扬。
许崇智很佩服这两个年轻指挥官的智慧和胆识，亲自召见，并要为他们请功。
叶剑英则谦虚地归功于张民达指挥得力和全体官兵勇敢冲杀。
第八旅攻克言岭关以后，乘胜追击，沿老隆、河源前进，直捣“陈家军”老巢惠州。
这时敌军一部增援惠州，第八旅迎头痛击，进占三栋、永湖。
敌军退至白芒花一带，准备趁张旅立足未稳，于次晨拂晓集中兵力发起突然袭击。
叶剑英侦得这一情报后，报告张民达并提出建议：“用兵主速，乘人之不及，攻其所不戒。
我旅刚占永湖，不如主动出击，打他个措手不及！”张民达同意，决定先发制人，命令部队轻装，于当夜偷袭敌营。
部队冒着倾盆大雨，神不知鬼不觉地摸到敌军阵地，突然枪炮齐发。
叶剑英的非常之路 第一篇（9）
打得敌兵蒙头转向，四散逃走，又赶上前面河水暴涨，敌兵纷纷缴枪投降，俘获3000余人，缴械1000余支。
大本营表彰此役胜利。
孙中山于7月《复邓演达函》中写到：“敌人来援惠州之军已被张民达完全击灭，我宜乘胜速下惠、潮，则广东从此……太平，而北敌亦不敢再犯广东矣！”陈炯明退守惠州，调集叛军，兵分三路，出击并进窥广州。
8月23日，孙中山迁大本营于石龙，亲自督师东征，命许崇智为中路指挥率部驻守博罗。
叛军总指挥叶举趁东征军立足未稳之机，集中5000兵力，先行袭击博罗。
这时，适逢连天大雨，东江水涨，博罗地势低洼，许崇智部被洪水围困，无法出击。
而叛军利用天时地利，占据城北高地，连夜向城东西两面包抄过来。
许崇智率部坚守十余日，伤亡惨重，粮尽弹绝，危城告急。
孙中山急调左右翼滇、桂军前去解围，但这些军队索粮要款，延宕不前。
眼看博罗就要陷落，孙中山又急命第八旅前去解围。
叶剑英又面临一场新的考验。
他和张民达接到命令后，分析敌情，决定采取“围魏救赵”的办法，命第十三团全团猛攻叛军后方据点平山，乘胜占领淡水镇，直逼惠州。
叛军只好从博罗分兵增援惠州。
博罗守军乘机突围出击，叛军败退，博罗之围遂解。
张、叶所部乘胜追击，配合友军，于10月3日攻取博罗以北的重镇河源，截断敌人的水上交通。
孙中山认为收复河源改变了敌我态势，甚为满意，颇为乐观。
10月29日，他在广州大本营对各界人士发表演说中特意提到此事：“现计陈军三数万人，右翼由河源攻回龙，正面则在惠州马鞍，左翼则在淡水平湖，意图大举，故此次实为生死最后的决战。
幸河源方面敌人已被我军扑灭，惠阳亦无事，惟有小部分陈军窜入广九路线新安、平湖一带，大抵数日亦可击退。”
张民达、叶剑英在参加围攻惠州战役中日夜奔驰，历时半载，打了许多苦仗硬仗恶仗，击溃敌人数次进攻，受到许崇智的嘉许，报请大元帅给张民达记大功两次。
但是，各路讨贼军心怀异志。
滇、桂军无心恋战，不但不积极进攻惠州，反而在叛军攻击下，节节败退。
致使孙中山大本营又不得不从石龙移设于石滩车站。
11月12日，叛军攻占石龙，石龙滇军、桂军纷纷向石滩退却，溃兵如潮。
西路讨贼军总指挥刘震寰无法制止，也只好退走。
这时，惟有张民达、叶剑英的第八旅和少数部队抵挡敌军，紧紧保卫着大本营。
叶剑英告谕八旅官兵说：“我们无论如何要稳住阵脚，誓死保卫大元帅！”孙中山看到情况危急，亲自出面阻止败兵退却。
他在石滩车站上竖起一面大旗，上面亲笔书写八个大字“我在石滩，退者枪毙！”当时滇、桂军有些官兵不听命令，竟向孙中山乘坐的专车开枪，企图夺路而走。
孙中山镇定自若，一直坚持不动。
在这种混乱的情况下，张民达、叶剑英指挥部队一方面阻止溃军，保卫孙中山，一方面继续抗击叛军，且战且走，保护孙中山安全返回广州。
经过这次战斗，叶剑英感触颇深，后来回忆说：“那次打了个败仗，从博罗退到惠阳，后来一直退到广州近郊，退了几百里。
孙中山亲自督战，他的座车停在桥上，车上的玻璃窗都被打破了。
情况十分混乱。
但孙中山先生仍坚持督师不后退，最后左右参军假传命令，叫司机把专车开走，悄悄退回。
从这件事情上，说明了中山先生为了革命事业，丝毫不顾及个人生死的英勇精神。”
第八旅从进军福建，攻克水口，转战潮梅，大战言岭关，到解围博罗，克服泰美，一直到最后固守石滩，变逆境为顺境，化险为夷，连战皆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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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剑英的非常之路 第一篇（10）
这与参谋长叶剑英出谋划策，辅助张民达正确指挥，是分不开的。
1924年3月10日，孙中山特意召见东路讨贼军第八旅及其他各部军官加以训勉，表彰张民达、叶剑英率领的第八旅是“真正革命军”。
八、服从调遣，报到黄埔
1924年春，草木复苏，万象更新。
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有了新的转机。
在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孙中山于1月在广州主持召开了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以反帝反封建为主要内容的宣言，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从而把旧三民主义发展成为新三民主义。
这标志着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局面正式形成，揭开了中国大革命的序幕。
叶剑英热烈拥护大会的决定，他为孙中山和共产党人的言论所吸引，怀着追求真理的渴望，如饥似渴地阅读列宁的著作和介绍俄国革命的书籍以及中国共产党创办的书刊，他开阔了视野，提高了政治觉悟。
他感到，中国共产党的革命主张反映了真理，真正代表了工农大众的利益，必将受到工农群众的拥护。
他耳闻目睹在中国各地发生的一系列反帝反封建的工农运动，特别是香港海员大罢工、京汉铁路工人的“二七”大罢工，以及发生在广东的工会、新学生社等七十多个团体联合举行的示威，这些声势浩大的群众革命运动，使他受到了实际的深刻教育。
他由此更加相信孙中山联合共产党、扶助农工政策的正确，尤其敬佩这位伟大的革命先驱善于从失败中吸取教训，全力推动中国革命事业向前发展的大智大勇和不屈不挠的品格。
他也总结了自己投身革命以来，从一个逆境走上另一个逆境的经验教训，开始认识到，只有像中山先生那样，不断接受新事物，靠拢共产党，依靠工农大众，才能摆脱逆境和困境，走向胜利。
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后，孙中山采纳了共产党人的建议，着手筹办军官学校（即黄埔军校）。
孙中山指派蒋介石为军校筹备委员会委员长，并任命王柏龄、李济深等七人为筹备委员会委员。
2月6日，军校筹备处正式成立，分设教授、管理、军需等部，推选李济深、王柏龄、林振雄等为临时主任（李济深由邓演达代任）。
筹备处工作由孙中山大本营秘书长廖仲恺负实际责任。
廖仲恺负责筹集办校经费，并从粤军中物色军事人才参加学校的筹办。
根据王柏龄、邓演达的推荐，廖仲恺经过考察认为第八旅参谋长叶剑英是文武兼备的将才，决定调他前来参加筹备工作。
旅长张民达是不愿叶剑英离开八旅的，但他又十分敬重廖仲恺先生，不便阻拦。
他向前来辞行的参谋长提出一个条件：“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
大本营指名调你，不能不放行，但有一个条件，你得答应我！”“什么条件？只要对革命有利，再多的条件，我也应允！”叶剑英爽快地回答。
“好！够朋友。”
张民达绷起脸来，煞有介事地说：“条件很简单，就是你到了军校，不论什么时候，都不要忘记八旅，不要忘记我张某人。”
“这是自然，我怎么会……”叶剑英觉得这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