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多次到一些工厂，同工厂的干部、工人座谈，详细了解工厂的生产情况，工人的生活情况，然后把座谈了解的情况亲自整理，写成调查报告，准备报送中央。
叶剑英在湖南期间，虽然身处逆境，年老多病，但始终保持旺盛的斗志和乐观情绪。
每天坚持读马列、毛泽东著作和古典文学， 学习英语， 即使在病中也不放下书本， 并且读得很认真。
除读书外， 每天还坚持看报纸和《参考消息》，他把国内外发生的大事亲自摘抄下来，按不同国家和不同地区政治、经济、军事分类整理备录。
从北京带去的一台半导体收音机，是他了解国内外大事的重要渠道，也可以说是惟一的渠道。
因为在那远离首都的偏僻的地方，不能及时看到中央的文件，也没人来看他，甚至电话都很难打出去，消息很闭塞。
他每天总是按时收听国内外的新闻广播。
为了收听及时，他选好几个电台的新闻广播时间，都用笔在纸上记下来；每个电台的波段频率位置，他都亲自一个一个找出来，分别用红、蓝、黑等不同颜色在收音机相应波段刻度上划上记号。
叶剑英在极端困难的境遇中，和他身边的同志相处甚安，经常说古谈天，启发他们读书明理，做一个有知识、有头脑、敢于坚持真理的革命战士。
他胸怀宽阔，善于关心人、体贴人、谅解人。
尽管自己在逆境中，“自身难保”，他还用自己懂得的中医方面的知识，帮助身边人员的亲属开方治病，帮助解决家庭困难。
有时厨师做的饭菜不对口味，他吃不下或者吃得很少时，总是亲自或让服务员转告厨师说，不是菜烧得不好，而是做得太多吃不了，或者说胃口不好。
每到一地都要亲自到厨房感谢厨师，亲切交谈。
尽管“流放”期间，遭受冷遇、疾病之苦，生活单调枯燥，但是，叶剑英善于自我调剂生活。
除了读书看报背诗外，经常在院子里散步，有时与工作人员打打乒乓球，自得其乐。
心有所感，则抄诗吟诗填词以明志。
他曾改写柳宗元《江雪》诗：“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
高楼出世翁，独赏湘潭雪。”
这是叶帅当时逆境生活和乐观心态的真实写照。
1970年端午节，他遥望汨罗江，凭吊屈原，作诗一首：泽畔行吟放屈原，为伊太息有婵娟。
行廉志洁泥无滓，一读骚经一肃然。
叶剑英平生十分敬佩屈原的诗品和人品。
他设身处地，想起屈原当年的放逐生活，以“行廉志洁”来鞭策自己。
他默默地忍受着不公正的待遇，不提任何特殊要求，经常告诫随行人员不能给下边添麻烦，不准搞特殊。
他经常写信教育子女，告诫晚辈：“施人慎勿念，受施慎勿忘。”
接到孩子回信，激动地写道：“千里寄书能慰我，似逃空谷听人声”。
十三、出席庐山会议，立场鲜明，与林彪、陈伯达一伙坚决斗争
苦难总有尽头。
在叶剑英“下放”湖南期间，北京和全国的形势正在悄悄地发生着急剧的变化。
1970年3月8日，毛泽东在武汉提出关于召开四届人大和修改宪法的意见，同时提出改变国家体制、不设国家主席的建议。
汪东兴回京向周恩来转达了毛泽东的意见和建议。
当天晚上，周恩来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传达讨论毛泽东提出的关于召开四届人大和修改宪法的意见。
叶剑英的非常之路 第六篇（20）
会议一致拥护毛泽东意见，商定立即着手进行准备工作。
但是，林彪却蓄谋干预毛泽东的大思路，尤其在“设国家主席”问题上，大唱反调，暴露了他日益膨胀的野心。
4月11日，林彪从苏州通过电话记录方式向在长沙的毛泽东提出：关于国家主席的问题，“仍然建议由毛主席兼任”，“否则，不合人民的心理状态”，“副主席可设可不设。”
林彪还表示他自己“不宜担任副主席的职务”。
这个电话记录同时传给中央政治局。
第二天，周恩来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林彪关于要毛泽东兼任国家主席的意见。
政治局成员中多数同意由毛泽东担任国家主席，并将讨论意见报告毛泽东。
毛泽东在政治局报告上批：我不能再做此事，此议不妥。
当月下旬，毛泽东回京后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再次表示他不当国家主席、不设国家主席。
林彪仍然坚持原来的主张。
半个月以后，周恩来在广州特地就此事与林彪谈话。
在此期间，中央正在酝酿和准备召开九届二中全会。
1970年7月16日，叶剑英突然被告知，由长沙乘机返回北京。
刚到住地二号楼，周恩来即打来电话，表示欢迎和慰问。
紧接着，到京西宾馆连日开会，为党的九届二中全会做准备。
从此，叶剑英结束了长达300天的“流放”生活。
8月20日，叶剑英同其他中央领导人飞上庐山。
8月23日，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开幕，毛泽东主持开幕式。
周恩来宣布全会议程：（一）讨论修改宪法问题；（二）讨论国民经济计划问题；（三）讨论战备问题。
随后，林彪作长篇发言，提出：这次宪法草案“把毛主席的伟大领袖、国家元首、最高统帅的这种地位”，“用法律的形式巩固下来非常好，非常好！”他继续大肆鼓吹“天才论”，谁反对就是“反对马列主义的”，林彪发言后，康生表示“完全同意，完全拥护”。
8月24日，全会收听林彪23日讲话录音后，各小组进行讨论。
在叶群的事先布置下，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和叶群分别在各小组会上宣讲“天才”语录，表示拥护林彪讲话，坚持设国家主席。
在华北组讨论会上，陈伯达带头作煽动性发言，不指名地抨击张春桥等人，会议气氛十分紧张。
各小组会上要求设国家主席、提出要“揪人”的呼声更加强烈。
然而，出乎人们的预料，风向突变。
8月25日下午三时，毛泽东在主持召开有各组组长参加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严厉批评陈伯达等人在小组会上的发言违背了九大方针，提出要按九大精神团结起来，不要搞分裂，不要“揪人”。
并警告说，关于国家主席的问题不要再提了，如再继续这样搞下去，我就下山，让你们闹；再不然，就辞去党中央主席职务。
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会议决定全会分组会休会，停止讨论林彪讲话，收回华北组第六号简报。
8月29日，周恩来参加由林彪主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
会上，周恩来批评陈伯达、吴法宪等人作了有代表性的错误发言，把修改宪法的讨论引导到一个错误的方向去，以华北组最为突出。
会上，陈伯达、吴法宪等作了检讨。
8月31日，毛泽东在陈伯达所编《恩格斯、列宁、毛主席关于称天才的几段语录》的材料上写了《我的一点意见》一文，继续严厉地点名批判陈伯达：希望同志们同我们一道采取这种态度，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不要号称懂得马克思，而实际上根本不懂马克思那样一些人的当。
毛泽东及时揭露了林彪、陈伯达一伙抢班夺权的阴谋。
叶剑英拥护毛泽东的意见，自始至终同周恩来等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坚持与林彪一伙进行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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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剑英的非常之路 第六篇（21）
9月10日，周恩来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组织由周恩来、康生、李德生负责的陈伯达专案组，具体工作由中央办公厅有关负责人处理；在京的中央政治局委员除原经常参加议事的12人外，今后如遇有重大政策问题需讨论，还拟请董必武、朱德、叶剑英三人参加。
会议临结束时，一天夜里，周恩来突然打电话通知叶剑英立即到毛泽东那里去。
毛泽东在庐山住地同周恩来、叶剑英连夜研究“批陈”问题，并把调查陈伯达反革命历史和政治面目的任务当面交给了周、叶。
庐山会议后，叶剑英回到北京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和部署，于11月在中南海怀仁堂主持召开了参加调查陈伯达小组的人员和中央办公厅及有关部门负责人会议。
会上，他明确交代了任务，提出了要求，特别强调要坚持实事求是，调查研究，重证据，严禁逼供信。
会后，他亲自带领工作组奔赴陈伯达家乡福建惠安县陈安大厝和厦门鼓浪屿、集美等地，深入农村、深入群众作调查，然后又去广东、广西等地找有关人员座谈，提审在押人员，查阅敌伪档案报刊，进行反复核证。
为了弄清问题，他亲自找人谈话，掌握第一手材料，有时谈到深夜一二点钟。
在调查研究过程中，他及时与中央联系，亲自给中央写工作进展情况报告。
经过几个月艰苦细致的工作，终于比较系统地揭露了所谓“红色理论家”的真实面目，为中央粉碎林彪与陈伯达等人结成的反革命集团做出了重大贡献。
十四、林彪叛逃后，临危受命，重新主持军委工作
毛泽东、周恩来决定发动“批陈整风”之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面目日益暴露。
林彪、叶群一伙已感到末日来临，成为惊弓之鸟，惶惶不可终日。
1971年3月初，林彪自比李后主，自怨自艾说：南唐李后主有两句诗：几曾识干戈，垂泪对宫娥。
他说是因为不懂得武装斗争的重要性，所以才亡国。
这是前车之鉴，我们不能束手待毙。
一向视“枪杆子”如命的林彪准备动用武力“决一死战”，夺取中央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
他为南逃广州、另立中央做了准备。
这一年8月，毛泽东到南方巡视，沿途同5个大军区和10个省区负责人谈话，批评了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