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彪、江青为了消除这个会议的影响，兴风作浪，刮起“十二级台风”，继续制造乱军篡党一系列恶性事件。
一是4月6日，以中央军委的名义发布《十条》，砍掉了军委的《八条命令》、《七项规定》；二是4月中旬召开军委扩大会议，批判刘少奇、邓小平的所谓“罪行”，逼迫叶剑英作“检讨”；三是改组全军文革小组，撤销徐向前的组长职务，改由萧华担任。
四是炮制“五一三事件”，打倒萧华，砸烂“总政阎王殿”，撵走“阎王”，赶跑“小鬼”；五是重新挑起“青海事件”两派的矛盾，追查“罪魁祸首”赵永夫的“后台”叶剑英；六是制造“七二反革命事件”，揪斗陈再道等；七是公开提出“打倒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批判“带枪的刘、邓路线”，声称这是两个司令部的最后决战；八是7月23日，江青提出“文攻武卫”的口号煽动武斗，掀起“全面内战”的新高潮。
在林彪、江青等人的煽动下，地方和军队的“造反派”，疯狂地冲击军事机关，揪斗“陈再道”式的人物。
江青亲自出马，在一次中央会议上，她突然发难，诬陷叶剑英“要搞政变”。
叶剑英当场予以反击：我跟毛主席革命几十年，无论在长征中，在延安，无论筹划指挥全军作战，或是在解放以后的历次路线斗争，我都忠实执行党中央的指示，坚决站在党中央一边，保卫党的革命路线，保卫毛主席的安全。
会后不久，江青一伙竟公然派人抄叶剑英在北长街81号的家，抄走了叶剑英大量手稿、记录稿、讲话稿和中央、军委机关的来往信件以及其他的机密文件。
甚至挖开地板，检查有无武器、电台。
北京街头贴出“打倒叶剑英”、“斩断叶剑英的黑手”等大标语。
中央戏剧学院成立“揪叶联络站”，先后将叶剑英的几个子女、亲属，甚至保姆关进监狱，并成立“专案组”，搞逼供信，罗列罪状，栽赃陷害叶剑英，必欲打倒而后快。
他们不仅从政治上制造种种骇人听闻的什么“兵变”、“政变”、“逆流”、“冲击事件”等等谣言，恶毒攻击叶剑英等元帅和高级将领；还组织人员专门私整各位元帅的黑材料，诬蔑叶剑英曾“被俘”、“企图投敌”。
后来毛泽东知道了，亲自批示这是“老一套谣言”，下令禁止，并在天安门城楼上当面向叶剑英澄清此事，他们才被迫收敛。
“大雪压青松，青松挺且直”。
叶剑英在被打成“二月逆流”骨干的日子里，始终保持高昂的斗志，对党对人民怀着无限希望和信心。
在遭难的关键时刻，每次都是周恩来保护他过关，作叶剑英的“挡风墙”（当然，有时毛泽东也出面解脱）。
当周恩来得知有人迫害叶剑英，造谣他身边有“特嫌”，进行“抄家”时，非常生气，严厉批评并制止“造反派”胡作非为！自从大反所谓“二月逆流”之后，几位开国元帅处于被打倒和“半打倒”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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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剑英的非常之路 第六篇（15）
叶剑英因毛泽东一再保护，未被明令取消中央书记处书记兼军委秘书长职务，还能勉强支撑着摇摇欲倾的军委大厦，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照顾一些工作。
他忍辱负重，以极大的耐心和克制，同林彪、林青两个反革命集团周旋，机敏巧妙地进行着各种形式的斗争。
他在自己处境十分艰难的情况下，仍然关怀着军队的稳定，关心着其他受冲击的同志。
一次国防科委几十名“造反派”要“炮轰”聂荣臻元帅，情况危急。
聂帅交代秘书周均伦去找叶帅。
叶剑英亲切接待他。
不久，让他转告聂帅，已向毛泽东同志报告过，毛主席说是人民内部矛盾，请他放心。
后来叶剑英又将此事报告周恩来，周总理批评七机部“九一六”群众组织“炮轰”聂荣臻是错误的，要立即停止。
1967年，“八一”建军节前夕，叶剑英亲自带着一名战士理发员，来到了徐帅的住处，要他先理个发，作出席招待会的准备。
当时他的意思十分明确：这次招待会，军委的一些老同志应该出席，这不是个人的事，它关系到军队的安定与团结，关系到国内外的影响，也是向“四人帮”一伙作斗争。
后来，周恩来请示毛泽东同意，朱德和几位老同志都要出席招待会，叶剑英得知这一消息，喜形于色，庆幸不已。
为了保护各大军区、各军兵种遭到冲击的领导，叶剑英分别把处境十分困难的一些同志接到北京，安置在京西宾馆等地方加以保护，派专人负责他们的安全和生活。
十一、被迫离开军委领导岗位，仍然全神贯注天下大事
“文化大革命”进入1968年，形势更为严峻。
这一年3月22日，发生了震惊全国的“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事件”。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布《命令》，称：根据毛主席、林副主席决定，撤销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的所任职务，命黄永胜为总参谋长，温玉成兼任北京卫戍区司令员。
24日，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的军队团以上干部会议上，林彪首先讲话，宣布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的“错误”和对他们的处理决定。
第二天，毛泽东、林彪接见黄永胜、吴法宪、温玉成等。
毛泽东说：军委就是办事组，军委常委可以不开会了。
于是，成立“军委办事组”由黄永胜取代叶剑英主持军委工作。
黄永胜一伙有意刁难叶剑英，实行“三不”：不给他看文件，不准他打电话，不准与外界联系，甚至不准与子女联系。
林彪、江青等对被打成“二月逆流”的“三老、四帅”的迫害有增无减。
10月下旬，林彪、江青、康生、谢富治等在扩大的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分组会上组织围攻参加过所谓“二月逆流”的陈毅、叶剑英、徐向前、李富春、李先念、聂荣臻等（谭震林被取消参加会议的权利），并无端指责朱德、陈云、邓子恢等“一贯右倾”。
在17日第一小组会上，康生强加给所谓“二月逆流”以“反毛主席”、“否定延安整风”、“为王明路线翻案”等罪名。
江青则污蔑陈毅、叶剑英、徐向前等人“乱军”。
黄永胜、吴法宪污蔑朱德是“老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是黑司令”。
林彪在20日的全会上，宣称“二月逆流”是“十一中全会以后发生的一次最严重的反党事件”，是“资本主义复辟的预演”。
针对林彪、江青等的诬陷，周恩来极力给“二月逆流”平反。
他抓住一切机会和场合，为叶剑英等开脱、平反制造舆论。
但叶剑英仍未走出逆境。
1968年底，毛泽东亲自抓了北京的“六厂二校”作为指导“斗、批、改”的试点单位。
1969年春节，毛泽东找几位元帅谈话，要他们到工厂去蹲点，作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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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剑英的非常之路 第六篇（16）
叶剑英被指定去新华印刷厂。
叶剑英冒着凛冽的寒风来到二里沟车公庄的新华印刷厂，同陈云、谭启龙一起学习劳动，他被分配到装订车间，一面参加劳动，一面接触工人搞调查研究。
在车间里，他以一个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在工人群众中间，和工人同吃同住同劳动，尽自己最大努力干些体力活，同时参加车间的批判会、讨论会，虚心向工人学习。
为了学到更多的东西，他还在厂里的安排下，到别的车间去参观，详细了解生产的每道工序，并同工人们座谈劳动经验体会，支持革新创造，关心群众疾苦。
厂里的干部和工人知道他是军队元帅和中央领导人，七十多岁了，身体又不好，就主动照顾他，劝他多休息，单独开伙吃饭。
但他都婉言谢绝，一再表示，自己是来学习的。
工人们很感动，普遍反映，叶老帅平易近人，艰苦朴素，和他们心连心。
大家亲切地叫他“老叶”，愿意接近他，同他说心里话。
周恩来对他关怀备至，经常打电话询问，还特意派杨德中几次去看望他，并带话，嘱咐千万注意身体。
叶剑英专门给周恩来写了一个报告，汇报自己在工厂锻炼学习的体会。
“报告”中，赞扬工人“心地光明纯洁，这和一些长期脱离群众，脱离劳动，脱离实际，老在上层建筑中生活的人们比较起来，差距太大”，谦虚地表示自己“落后了，要赶上去。”
这一时期，叶剑英虽然被迫离开军委领导工作岗位，但对“文化大革命”期间发生的国内外重大事件极为关注。
每天都坚持看“惟一的文件”《参考消息》。
3月初，他根据毛泽东、周恩来指示，同其他几位在北京“六厂二校”蹲点的元帅一起讨论国际形势。
3月18日向党中央、毛泽东写了报告，提出了有关国际问题的7条具体建议。
3月下旬，鉴于苏联军队悍然入侵我国神圣领土珍宝岛，他同其他几位元帅一起多次讨论了珍宝岛反击作战问题，并根据讨论的意见，由他负责整理了一份题为《从世界的森林看一棵珍宝岛树》的报告，于3月29日上呈毛泽东主席。
“报告”最后对民兵建设、军事训练、军工生产等一系列问题提出了具体建议。
周恩来对叶剑英等几位元帅的报告极为重视，一直关心他们的处境，想方设法，把他们从困境和逆境中解脱出来。
党的九大召开前夕，他积极活动，做了许多工作。
在讨论九大全体会议的座位安排上，他向毛泽东提议，老同志坐在前头，得到赞同。
4月1日，又致信毛泽东再次提出包括叶剑英等在内的老同志参加会议主席团和座位方案。
但是，林彪、江青一伙坚决反对，在中共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由林彪作的政治报告中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