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剑英说：“我们要搞个法，搞个命令，搞个章程，不能把军队搞乱了。”
聂荣臻说：“不能再乱下去了，军队要有个限制才行。”
1月24日，徐向前、叶剑英、聂荣臻到毛家湾林彪住地，向林彪提出军队要有个限制，要搞个条令和规定。
经过反复研究，拟定了军委命令九条初稿，经林彪同意，送中央文革讨论。
又报请毛泽东批示。
毛泽东、周恩来找几位元帅反复研究，定为八条，最后批示：“很好，照发”。
《军委八条命令》于1月28日由中央军委颁布全军执行。
其主要内容是：“继续支持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争取团结大多数，坚决反对右派，对那些证据确凿的反革命组织和反革命分子，坚决采取专政措施。”
“一切指战员、政治工作人员、勤务、医疗、科研和机要工作人员，必须坚守岗位，不得擅离职守。”
“不允许用对待敌人的方法来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不允许无命令片面自由抓人，不允许任意抄家、封门、不允许体罚和变相体罚。”
“一切外出串连的院校师生、文艺团体、体工队、医院和军事工厂的职工等，应迅速返回本地区、本单位，进行斗、批、改……不要逗留在北京和其他地方。”
“对于冲击军事领导机关问题要区别对待……今后一律不许冲击。”
“军队战备系统和保密系统，不准冲击，不准串连。”
“军、师、团、营、连和军委指定的特殊单位，坚持采取正面教育的方针，以便于加强战备，保卫国防。”
“各级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要用毛泽东思想严格教育子女。”
这“八条命令”的主旨在于抵制反军乱军、稳定军队，颁布后在很大程度上确实起到了稳定军队的作用，各大军区广大指战员热烈拥护，坚决执行这一项命令。
有些军区派飞机广为散发。
各地区各大军区机关和部队根据命令及时制止了一些反革命分子冲击军队的猖狂活动。
福州军区请示军委，要求把一些经常冲击军事机关的打砸抢分子集中到一个岛上管制，叶剑英考虑到福州地处前线，从战略需要出发，批准了他们的请示。
但是，江青一伙对“八条命令”是一直反对的。
叶剑英的非常之路 第六篇（10）
“命令”下达没有多久，他们就四处活动，煽动各地“造反派”到处冲击军事机关，夺取武器弹药。
有些人竟然到军委办公厅三座门闹事，矛头指向徐向前，叶剑英等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及时制止了事态的扩大。
为了进一步解决稳定军队局势问题，1967年2月6日，军委碰头会议转移到西山，在叶剑英主持下继续开会。
叶剑英分析一些地区军队混乱的局势，感到“八条命令”还不够，也未完全落到实处，还要再规定几条加以限制。
他说：“军委命令本来是九条，拿到中央文革讨论，他们把党委领导，不成立战斗组织的一条内容删掉了。
这些问题同他们就是讲不通，免不了还有一场争论！军队机关如果允许成立战斗组织，不就是允许夺权吗？这个问题要进行辩论！”他和几位老帅商量后，于2月8日以军委名义发出通知：明令外出串连的人员，按期返回本单位，设在各地的联络站一律撤销。
随后，叶剑英主持制定了《中共中央军委关于军以上领导机关文化大革命的几项规定》（即七项规定），进一步规定了稳定军队的具体措施。
2月10日，周恩来根据叶剑英提议召集有中央党、政、军负责人及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参加的碰头会，讨论通过了这个规定，经毛泽东批准下发。
叶剑英在会上说：“本来八条一个文件就可以解决问题了，现在搞了个七条，这些都是我们斗争来的！”七项规定的主要内容是：“陆、空军的军以下单位，海军基地以下单位一律不搞‘四大’，坚持进行正面教育。
绝对不准任何人、任何组织以任何借口到这些单位进行串连。”
“各级军事领导机关一律不允许自下而上的夺权，不允许任何人、任何组织冲击。”
“军以上机关的文化大革命必须由党委领导。
不宜成立各种文化大革命战斗组织，已经成立的必须以行政单位进行改组。
对党委有批评建议之权，但不能代替、监督党委和行政领导行使职权。”
“干部是党和人民的宝贵财富，认为只要是当权派，就一概打倒，是完全错误的。”
“要反对无政府主义、极端民主化、小团体主义、个人主义和主观主义等不良倾向。”
“八条命令”和“七项规定”相继颁布后，逐步消除了一些地区的混乱现象，保证了部队的正常秩序，在一定程度上挫败了江青、陈伯达、康生等人乱军夺权的阴谋。
叶剑英根据军委的“命令”和“规定”，尽力解除浙江、成都、青海、新疆、西藏、南京、江苏、山东、湖南、陕西、云南、内蒙、甘肃、广西、广州等地军事机关和领导干部被“造反派”围困之灾。
八、大闹怀仁堂，抗争达到高潮
叶剑英在参加主持军委的一系列会议的同时，经常出席周恩来主持召开的“碰头会”（实际是中央政治局碰头会）。
1967年2月11日，周恩来在中南海怀仁堂主持召开中央碰头会（即怀仁堂会议）。
出席会议的有军委副主席叶剑英、陈毅、徐向前、聂荣臻，国务院副总理谭震林、李先念、余秋里、谢富治等，还有中央文革成员陈伯达、康生、张春桥、姚文元、王力等。
在这次会上，本来的中心议题是“抓革命，促生产，”但会议开起来却围绕着“文化大革命”要不要党的领导，应不应将老干部统统打倒，要不要稳定军队等重大原则问题进行了全面摊牌，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军委副主席叶剑英站起来指着康生、陈伯达、张春桥一伙气愤地说：“你们把党搞乱了，把政府搞乱了，把工厂、农村搞乱了！你们还嫌不够，还一定要把军队搞乱！这样搞，你们想干什么！上海夺权，改名为上海公社，这样大的问题，涉及国家体制，不经政治局讨论，就擅自改变名称，又是想干什么？”坐在叶剑英旁边的新任军委文革组长徐向前拍着桌子激愤地说：“军队是革命的支柱嘛，你们还要不要军队？如果不要，我就不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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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剑英的非常之路 第六篇（11）
聂荣臻指责他们说：“你们把干部子弟和许多青少年说成是‘联动’成员，纵容一些不明真相的青年人批斗他们，这种‘不教而诛’的做法是极其错误的！你们不能为了要打倒老子，就揪斗孩子，株连家属。
残酷迫害老干部，落井下石，这就是不安好心！”叶剑英嘲讽地质问陈伯达说：“我们不看书，不看报，也不懂什么是巴黎公社的原则。
革命，能没有党的领导吗？能不要军队吗？”会后陈毅对叶剑英说：“剑公，你真勇敢！”2月16日下午，碰头会继续进行。
原定议题是讨论国务院如何抓革命，保生产，但引起更激烈的斗争。
斗争是由陈丕显的问题引发的。
在怀仁堂会议室的门口，谭震林就拉住张春桥问：“陈丕显同志来了吗？”谭震林所以提出陈丕显的来京问题，因为一些省、市委书记被游斗后，毛泽东连续在三个不同场合，一再指示，要把各省、市书记接到北京保护起来。
周恩来力排万难，把一部分省委书记接到了北京，可仍有一部分同志在当地被无理地扣压着，陈丕显就是其中的一个。
张春桥装出一副正经面孔，狡猾地说：“党？党不管用了，在上海，科长以上干部统统靠边站了。”
谭震林听了十分生气，指着张春桥说：“原来靠边站，打击一大片，都是你领导的啊？”会议一开始，谭震林再次严肃地提出了陈丕显的问题。
谭震林说：“陈丕显同志从小参加革命，是红小鬼，他有什么问题？几个大区书记，许多省委书记有什么问题？为什么不让他们来北京？”张春桥推托说，我们回去同群众商量一下。
谭震林大发雷霆，说：“什么群众，老是群众群众，还有党的领导哩！不要党的领导，一天到晚，老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教育自己，自己搞革命。
这是什么东西？这是形而上学！你们的目的，就是要整掉老干部，你们把老干部一个一个打光，把老干部都打光。
老干部一个一个被整，四十年的革命，落得家破人亡，妻离子散。”
他质问：“蒯大富，是什么东西？就是个反革命！搞了个百丑图。
这些家伙，就是要把老干部统统打倒。
这一次，是党的历史上斗争最残酷的一次。
超过历史上任何一次。
江青要把我整成反革命。
就是当着我的面讲的！”这时谢富治插话说：“江青同志和小组同志多次保谭震林同志，从来没有说过什么反革命。”
谭震林说：“我就是不要她保！我是为党工作不是为她一个人工作！”他站起来，拿文件，穿上衣服便走，要退出会场，说：“让你们这些人干吧，我不干了！砍脑袋，坐监牢，开除党籍，也要斗争到底！”谭震林要退出会场，周恩来叫他回来，陈毅说：“不要走，要跟他们斗争！”谭震林走了几步，转回身子，面向会场：“陈老总，我怕就不讲，讲就不怕，我哪也不走！”陈毅接着发言。
他指出有人打着毛主席的旗号进行反革命两面派活动。
叶剑英讲到党的传统：老干部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
对犯有错误的干部，我们党向来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哪有随便打倒的道理，照这样，人身都不能保证，怎么做工作？余秋里拍桌子说：这样对老干部怎么行！计委不给我道歉，我就不去检讨！李先念说：现在是全国范围内的大逼供信。
谭震林接着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