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先勇书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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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先勇书话- 第13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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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我们的耳际似乎一直响着她的《魔女》的声音:“真正的爱情,是永远的痛苦。”
  编    注
  欧阳子,本名洪智惠,民国28年(1939)生于日本广岛,台湾南投人。1957年入台大外文系,大三时与同班同学白先勇、王文兴、陈若曦等人一同创办《现代文学》杂志。1962年赴美,获爱荷华大学小说创作班硕士学位,后又入伊利诺大学进修文学课程。1965年,随夫移居德克萨斯州。
  欧阳子在创作和评论两方面都令人刮目相看。她的小说《那长头发的女孩》虽然和《秋叶》是同一本书,却一改再改,每一篇小说都经过重写或大改一番,甚至于同样叫《秋叶》,尔雅版和晨钟版的又不一样。一个小说家如此再三修改自己的作品,在世界小说史上,欧阳子也将是一个特例。至于她的评论集《王谢堂前的燕子》,欧阳子以精细入微的观察,为《台北人》各篇作了详尽的研究与分析,带我们进入白先勇缤纷扑朔的小说世界之中,使读者不止认识《台北人》展露的一面,更能捕捉到字里行间、小说深层的幽微隐晦……这本深入浅出罗缕详尽的著作,书龄已超过三十二年,销售十三版,成为文学评论的经典之作。
  欧阳子创作之外,也翻译,她在1972年,为晨钟出版社译过一本西蒙波娃的《第二性——女人》第二辑;1977年,她为尔雅出版社编了两册《现代文学小说选集》。
  欧阳子因目疾,停笔五年,撰写另一册论评集《跋涉山水历史间》:赏读《文化苦旅》,又因眼疾数次入院开刀,皆未成功,左眼终于瞎去。
  长篇小说写了四十余万字后,一则因发现结构失败,难以补救,二则因急欲摆脱那诡秘法律案件的日夜牵萦,乃将全部手稿撕毁丢弃。
  欧阳子出版的书
  《那长发的女孩》
  短篇小说 文星书店 1967年6月
  《秋叶》
  短篇小说 晨钟出版社 1971年10月
  《秋叶》
  短篇小说 尔雅出版社 1980年9月
  《王谢堂前的燕子》
  评论 尔雅出版社 1976年4月
  《移植的樱花》
  散文 尔雅出版社 1978年4月
  《欧阳子自选集》
  选集 黎明文化公司 1982年7月
  《生命的轨迹》
  散文 九歌出版社 1988年5月
  《欧阳子集》
  短篇小说 前卫出版社 1994年
  《跋涉山水历史间》
  评论 尔雅出版社 1998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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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乐台北——王盛弘《关键字:台北》
王盛弘出版过六本散文集:《关键字:台北》是他的第七本散文创作,他也得过各种重要散文奖,在散文界里,因为他修炼出自己的风格,所以能另树一帜。他的早期作品《桃花盛开》《假面与素颜》便已透露他是一个心思极为敏感细致的作家,他自称对琦君的散文情有独钟,琦君散文温文尔雅、直书性情的风格,可能对他的早期作品有启示作用,那两本散文,一些童年往事,写得真情毕露,下笔流畅,根基扎实。《草本记事》(后改名为《都市园丁》)及《一只男人》因为题材特殊,文风也就各异。前者是一本植物百科,但作者对于花花草草的一些超级感应才是这本书最可读的地方:阳明山上晚间茶花落地的声音,作者也有特殊感触。而后者则是一本无所保留的忏情书了,在台湾的同志书写中恐怕还是首创。自此以后,王盛弘的文字风格便加速地起了变化,到了《关键字:台北》,许多篇已经滑入跳跃、剪辑、蒙太奇重叠的后现代世界里去了。
  王盛弘生于1970年彰化和美镇,十八岁才负笈北上求学,此后一直在台北工作停留。这个时间点与地理迁徙,对他的写作有重大影响。王盛弘的写作心理似乎一直存在着台北和彰化和美两大区块,城乡之间的矛盾与紧张往往也就反映到他的作品里。虽然他在台北居住已经二十年,但始终似乎未能完全与这个城市取得妥协。他写过初上台北读书,乡下孩子进城的兴奋与彷徨,在大学里与女同学跳舞时的慌张笨拙,那时候是80年代后期,台北正迈向一片荣景的鼎盛时期,也是许多外地人来追求各种梦想的地方。和美少年到台北来,大概也一直在寻梦。可是这个“无情城市”久不久总要刺他一下,使他不得不回过头去,瞭望彰化乡下那片绿油油的田野,以求得心灵上的止痛疗伤。在王盛弘的几本散文中,总有几篇,突然会跳回家乡和美镇去,写出一片牧歌式农家乐的景象:务农的父亲在田中耕作的身影、乡亲们闲话桑榆的画面,那些文章里,有耀眼的阳光,拂面的稻香,是王盛弘作品中最贴心、最真挚的描写,写到中风后的父亲,更是情不自禁。但当他笔锋转向台北的时候,马上天地变色,进入了一个海市蜃楼式的世界。
  《关键字:台北》里的文章,背景当然都在台北,但除了少数几篇外,描写的都是这个都市特殊的一侧风貌:欢乐台北。书里几乎囊括了台北各种欢乐场所:新公园里的陌生邂逅(《夜游神》)、健身房里肌肉同志的孔雀开屏(《天天锻炼》)、欢乐轰趴(《夜间飞行》)、欢乐海滩(《暗潮》)、网路上的欢乐族(《花盆种猫》),当然还有欢乐吧。这些场所作为背景,作者也就经历了数不清的欢乐离合。
  2001年王盛弘出版了《一只男人》,整本书几乎都在诉说“一只男人”寻寻觅觅在搜找另“一只男人”的故事,书名颇具寓意,“一只”形单影只,“一双”当然就成双成对了。可惜那本书到最后一页,一只男人终究未能觅得另外一只,无法修成正果。近些年台湾文学并不乏同志书写,但多以小说形式虚拟故事出现,像《一只男人》能拉下“假面”,完全以欢乐“素颜”告白的散文作品,并不多见。在《关键字:台北》这本书里,一只男人仍旧继续在寻觅、在渴求,在追逐他那似乎永远圆不了的绮梦。不同的是,七八年前,《一只男人》写的是三十岁以前,少年轻狂的分分合合,充满浪漫憧憬,愈挫愈勇,兴致勃勃,因为年轻,经得起打击。可是七八年后,经过时间的消磨,一只男人寻梦的调子变了,因为有了沧桑,变得凄婉。《经过了他》是回忆1995年九三军人节在公园遇见的他,他是一个做得一手好菜的职业军人,与他手缠手,想“与子偕老”,可是却发觉原来他还有另一只男人,于是地址簿上只剩下一个挖掉的空洞,心上一抹去不掉的伤痕。一而再,再而三,伤痕就愈积愈多了。《花盆种猫》是集子中较特殊的一篇写作:网路欢乐族的虚拟爱情,对象是位时髦美男,经过一连串网上的虚拟交往后,终于相约见面了,而当美男盛装迎来时,一只男人突然从墙上镜子里窥见自己青春不再的真实面貌,他与美男擦身而过没有停足。美男的代号叫鸢尾,所以他也去买了盆鸢尾花,搁在露台,一天铁窗半空中掉下一只被划开肚皮的猫,他把死猫埋进花盆里当肥料,来年鸢尾盛开。网路的虚拟爱情,像夜猫一般幽秘,会开出诡异的鸢尾花。这篇文章似真似幻,写的是个后现代的虚拟世界。
  前三年洛杉矶时报有一篇关于台北欢乐生涯的报导,把台北称为亚洲“欢乐之都”,比起其他亚洲城市,大概台北对待欢乐族算是自由开放的了,证诸《一只男人》及《关键字:台北》里欢乐族的离合故事,没有一篇是因为受社会*或法律制裁而分手的,他们有绝对择偶的自由,却偏偏难以成双。这就触及到人性的基本问题了。人类都在追求自由,但自由到手却不一定懂得珍惜、善用。人就是这样矛盾,如此不肯安分。自由台北,一只男人在这个欢乐之都里,寻找天长地久的伴侣,是何其艰辛。
  编  注
  2008年6月7日,《中国时报》文化版有一大篇关于王盛弘的报导,记者丁文玲这样介绍王盛弘:
  王盛弘,1970年出生于彰化县和美镇“竹围仔”。自幼生长于种植稻米为业的农家,母亲不识字,父亲只受国小教育,他们不善于说教,却纯朴、温情、与人为善,也影响王盛弘的性格。
  王盛弘青少年时期嗜读琦君与三岛由纪夫的著作,与倚君通信达廿年之久,琦君对于亲情、友情的施与受,及对万物关爱,启发了王盛弘。
  评论家南方朔指出,王盛弘以漫游者的态度,去看文明的基底,并将所见所思娓娓地加以编织:“他做了许多根本的功课,使得漫游有了智性的纵深;但又能将一切归照自身,因此又有感性发抒的空间。”
  王盛弘曾获时报文学奖、梁实秋文学奖、*文艺创作奖等十余个奖项。著有《带我去吧,月光》《一只男人》《草本记事》《假面与素颜》《桃花盛开》等书。
  

贾宝玉的俗缘——我读《红楼梦》(1)
《红楼梦》中贾宝玉有句名言:“女儿是水做的骨肉,男人是泥做的骨肉。”宝玉见了女儿便清爽,见了男人便觉浊臭逼人。然而《红楼梦》中有四位男性:北静王、秦钟、柳湘莲、蒋玉函,宝玉并不作如是观。这四位男性角色对宝玉的命运直接、间接都有影响或提示作用。四位男性于貌则俊美秀丽,于性则脱俗不羁,而其中以蒋玉函与贾宝玉之间的关系最是微妙复杂,其涵义可能影响到《红楼梦》结局的诠释。
  《红楼梦》第五回《贾宝玉神游太虚境》,窥见“金陵十二钗又副册”中有诗写道:
  枉自温柔和顺  空云似桂如兰
  堪羡优伶有福  谁知公子无缘
  此诗影射花袭人一生命运,其中“优伶”即指蒋玉函,可见第一百二十回最后蒋玉函迎娶花袭人代宝玉受世俗之福的结局,作者早已安排埋下伏笔,而且在全书发展中,这条重要线索,作者时时在意,引申敷陈。第二十八回,“蒋玉函情赠茜香罗”,冯紫英设宴,贾宝玉与蒋玉函初次相见,席上行酒令,蒋玉函手执木樨吟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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