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城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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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城旧事- 第4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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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母亲听后,有点为难,但还是答应了下来。大约半个月后,终于买到了一斤白糖。等我将白糖拿回生产队时,已是一个月后了。我一方面让人捎信让会计来拿,一方面想等到去公社时捎给他。但此后,却一直没有了他的消息。眼看那包糖的草纸一点点由潮到湿,急得没有办法。有一次去一个大队开现场会,还把那包糖带了去,可惜没遇到,又拿了回来。还有一次开会时遇到了他,却没有带白糖,急得我脸通红。

  包糖的草纸终于湿透了,看着已经有些发粘且已从纸中渗出的白糖,我只好拆开纸来,将白糖放进玻璃瓶里。这一放,竟然放了一年多,夏天到了时,白糖已经化出了半瓶子的水,味道也已有些怪,这时已不再想将白糖如何交给会计了,而是想法把五角钱还给他。

  直到考上了大学,离开了生产队,也没再遇到那会计。一恍又过了十多年,那时我已在本市报社工作,有一次下乡采访,在我原来下放的那个镇,竟然遇到了那会计。没想到他一下认出了我,而我,也很快认出了他。久别重逢的亲切中,竟然想到了那一斤白糖的事。忍了又忍,终于在中午吃饭时,借着酒劲,说出了我的隐藏了二十多年的内疚,谁知他哈哈大笑,说“竟有这样的事”。

路灯下
与路灯结缘,是因为天黑后,没有更好的地方去。

  县城居民,六十年代前期用的是洋油灯,六十年代后期才有了电灯。洋油灯的昏暗就不说了,电灯一家别管几间屋,只安一个十五瓦的灯泡,比煤油灯亮不了多少。天黑了,大人们要在灯下做家务,小孩子们都被驱赶出家门,“该死哪死哪去!”这是大人们常说的一句话。那时家家都是四五个小孩子,一点也不娇惯,能离开身边远远的,对大人来说,真是一种享受。

  黑灯瞎火的,最常去的地方,只能是大马路上的路灯下了。

  大十字街口、小十字街口、铁小门口和黑风口的四盏路灯下,是我们小时最喜欢玩的地方,而路灯下的那一条被路两旁粗大的梧桐树遮蔽的横贯县城的东西大道,也是县城里最热闹最繁华的地段,相当于北京城里的长安街和王府井。

  到大十字街口,多是看电影,看演出,看造反派*,看两派辩论,看百货公司和新华书店橱窗里的样品,或者,抓瞎碰、蝼蛄喂鸡。因为大字街口的路灯功率高,用的是新式的大*子式的汞氩灯。那灯挺奇怪,开始的时候不亮,慢慢的越来越亮,不过灯光照在身上,却是淡紫色的,照的人青头紫脸,挺难看。大十字街口因为离家远,加上城东、城南、城北的孩子都集中到那儿,大家不熟,打架骂仗是常有的事,所以我们不常去,去了也要十多人结伴,遇到强敌,因为争地盘,打得赢了就打到底,打不赢了拔腿跑回我们的地盘。

  我们的地盘,在小十字街口以西。被强敌打败了逃到这儿时,我们就不再退却了,而是排着队儿对骂,或者朝对方扔石头。对方也不敢过来,因为这时,大人们或者大孩子,都会围扰过来,帮助我们。

  小十字街口因为四周卖东西的多,又靠剧场和大鼓场近,人来人往,空地不多,我们在那儿,也施展不开,只能躲在大人身后捉迷藏,围着货郎摊儿挑小玩艺,用卖废品换来的硬币买瓜子山芋糖吃。疯够了,就挤进大鼓场听上一气大鼓,或者想法钻进戏园子看一会演出。听得看得不耐烦了,再跑出来逛奔一阵。这地方其实并不好玩,大人多,一不留心,惹烦了大人,迎头就是一顿狗血喷头式的乱骂。小城的人就如此,只要是你长辈,骂的话要多难听就多难听。还有,认得你的人也多,调皮过头,会向家里大人告刁状。

  我们的根据地,也是我们真正的乐园,是铁路小学门口的路灯下。这地方地形以及建筑都特别,南面是一个大陡城,上面是铁小的大门和院墙。院墙下面的陡坡,是深沟,深沟里有浅浅的水和各种垃圾及灌木,是探险和猎奇的好地方。北面是农业银行,银行大门前不像铁小是个的斜坡,而是一阶一阶的石梯,西侧则是大石头砌起来的石墙,上面一个大平台,平台后是农业银行的家属院。路两边高大的梧桐树因为有了这高石大墙,攀援上去是极简单的事。我们常常像猴样的吊在大树上,或骑在树叉间,嘲笑在树下捉我们的女孩子干着急。如此富有变化的地形,成了我们进行各种游戏的好地方。

  当然最热闹的还是路灯下。一年四季,路灯下永远是我们的娱乐平台。打元宝,弹琉蛋,打土地老爷,摔跤,跳绳子,踢毽子,跳房子,打三角菱,烧火把……甚至还拿着红樱枪当岗哨,过路的人如果背不出一段毛主席语录来,就不让通过。层出不穷的游戏随着季节的变化而变化着,即使是冰天雪地时,我们也会清理出一片空地来,玩个不亦乐乎。最壮观的时刻,是一片的男孩女孩都跑来了,几十人,玩一种踢毽子的游戏,由一人在前面猛踢,大家在后面挣抢,谁抢到了手,谁就再当踢毽手。每当毯子被踢出来时,大家就齐声欢呼,喊声震天动地,甚至把大人也从家里召唤出来,袖手站在旁边看热闹。有的还忍不住跑进人堆里争抢。不过大人踢时总是踢的太远,常常踢到黑地里去,害得我们找不到毽子,心里暗骂他们是老捣蛋鬼。

  黑风口的路灯是安在临水的石岗上的,石岗子的中心树着变压器。那地方夏天时最好玩,可以踏着入水的石阶跳到水里游泳,可以垂竿而钓,可以临水用纱布网端鱼,可以绕着石岗子捉迷藏,可以坐在石阶上两脚在水里打着水花听大人讲故事。有一次,从东海来走亲戚的邻居,拿了许多养海带的琉璃瓶,让我们抱着下到石岗下漂浮着戏水,不过好景不长,大家围着石岗子转悠时,许多人的琉璃瓶都撞到石阶上撞破了。

  2007年11月7日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1969年的国庆大游行
1969年是*中的特殊年份,先是“九大”召开,连夜放鞭炮*庆祝。那夜的鞭炮特别响,以至于我现在一听放鞭炮,就会有条件反射,恍若又进入*情境。接着两派大联合,成立各级革委会,收缴武器,各行各业恢复生产,学校则是复课闹革命,敲着锣鼓放着鞭炮的报喜队伍在街上穿梭而行,蜂拥至县委会的大门口。当时感觉*马上就要胜利结束,一切都会走上正轨。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迎来了建国二十周年大庆,岂能不轰轰烈烈庆祝一番?

  我那时,已是运河小学五年级的学生了——三年级时开始*停课闹革命,四年级参加红小兵闹革命,相当于没上学就升了两级。学校满目疮痍,围墙已是断垣残壁,教室门窗全坏,一块完好的玻璃也没有,课桌课椅更是残缺不全,我们不得不从家里拿来板凳,几个人挤在一张课桌前上课。课本也没有,学的是油印的毛主席语录。

  既然是复课闹革命,上学的主要内容就是写大字报,上街宣传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参加大大小小的批判会,听传达中央文件,而最令我们兴奋的事,就是参加县里举办的国庆节大*。

  这可是光荣而艰巨的政治任务。光荣不必说了,不仅黑五类出身的不能参加,而且全校也只有我们五六年级的学生可以参加,就凭这一点,进出学校时,就有资格仰起高傲的头颅了。

  那时年级不叫年级,叫连,班级不叫班级,叫排,全国人民学解放军,一切都按军事化管理。每个排组成一个方队,拿不同的道具,唱不同的歌,做不同的动作。五年级(1)班扛缨枪,唱《三大纪律八注意》歌,我所在的五(2)班拿大刀,唱《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老师一声令下,我们不仅天天准时到校练队型,练唱歌,练动作,最重要的任务,就是按照老师给的样子,做道具。

  红缨枪好制,拿一根长棍子,前面削尖,在离枪尖一尺的距离,刻出一个五棱的骨节,成为枪头和枪杆的分界线,再在这个地方,缠上染红的麻绳,一只威风凛凛的红缨枪就制成了。

  大刀就复杂了,首先要找三合板或五合板作材料。有的在家里搜个遍,不惜拆盛衣物的三合板箱子,有的偷邻居家屋顶遮雨的三合板,有的满街转,有的去火车站的货场或工厂,见到合适的三合板,就巧取过来。我那时把前面几类办法用尽,也没找到合适的板材,急得如热锅上的蚂蚁。有一天,在文化馆展览室里乱转,趁没人,就把展板揭了一块。三合板揭成了两合板,软软的倒是很容易剪成大刀,差强人意的是,用力一挥,就会像纸片一样打弯,让人很是沮丧。为了增加点威势,就在刀把处缠上红领巾,引来许多同学跟着模仿。

  终于盼到了国庆的那一天,几乎一夜没睡,早上五点钟就醒了,屋外一片漆黑,几个同学扛拿刀,唱着歌,走在大街上,一点也没害怕,神气极了,只是没有路灯,更没行人,无人喝彩——那是我有生以来,起的最早的第一次。空气如此清新,天上的星星如此明亮,是从未见过的美丽夜景。

  到了学校,也不过五点半,没想到,教室里已来了不少学生,大家拿着刀和枪,你追我赶,鬼骂狼嚎,热闹极了。一个小时后,班主老师来了,还提了一桶热茶,让大家先吃自带的干粮,抓紧上厕所。七点钟时,全校师生集合,由校长带着,浩浩荡荡奔向县城的运动场。

  运动场上已是人山人海,大大小小、各目繁多的红卫兵旗子遮天蔽日,口号震天响,高音喇叭里播放着革命歌曲《大海航行靠舵手》,人人都兴高采烈,兴奋得像要发狂。大会开了不到一小时,也不知台上的人讲了些什么,我们只顾左看右看,大看了眼界。印象最深的,是主席台前,停放着一辆县农机厂用拖拉机改制的坦克,真想爬上去,开它两圈。

  *终于开始了!大街上早已挤满了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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