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总理”。大家一声喊“毛主席万岁”，朝已跑出一段路的蒋匪军们追杀过去。追杀到老菜市口时，才发现今天的蒋匪不好追了，因为老菜市里到处都在挖土，在建房。不久，老菜市口树起了铁皮做的横标：“运河菜市场”，县城里所有卖东西的，都要集中到这里来管理了。
那时刚经过三年自然灾害，国家处在调整期，对自由买卖，管理相对放宽了些，于是就出现了这个自由买卖的市场，以弥补计划经济供应上的不足。乡下的农民可以拿出自留地上种的粮菜以及自家养的禽蛋出售，换钱来购买布煤之类的生活必需品，城里人更可以此来贴补公家粮食副食品供应的欠缺，改善生活的质量。当然，什么时候卖什么，以及一人只许卖几斤，都是有严格规定的，而且不允许东边买来西边卖，那叫投机倒把，要严厉打击。
老菜市的入口面向着小十字街口，西边是大鼓场、文化馆，东边是土产公司的水果店、人民剧场，高高的两个墙垛子，显得高大威严。菜市并不大，长度只是现在卖杂货的大榆树街的一半，北面的部分，路西是国营鱼场，右面是废品收购站，和一些水塘子。那地方很荒凉，因为再朝前走走，就是埋死人的乱岗子了。
最初的时候，菜市场里没有什么像样的店面，有名的地方，就是酱盐店，茶馆，公厕，街道福利厂，土产公司门市，小百货店，其他就是一段一段的围墙了，西边是文化馆的围墙，东边是人民剧场和交通局的围墙。卖菜的，蹲在路两边，在地上铺个摊儿，就可以做生意了。
那时市场管理时宽时严，随着政治形势的变化，老菜市历经着兴衰。市民们买粮食副食品，基本上都是凭票到公家的店里买，但鸡蛋、大白菜、瓜桃梨枣、鱼虾之类，就只要到自由市场里买乡下农民自家生产出来的商品了。记得严管时，鸡蛋都不可以卖，市管会的人，常追得小贩满街乱窜，抓到了，就要全部罚没。*初期，街道上把我们不上学的小孩子组织起来，跟着一个小老头儿，拿着个电扩音器儿，臂上戴着红袖章，天天在街头巡逻，那是我小时候难得的最风光的时刻。在我们手下，不知抓获过多少小商小贩，看他们可怜的求饶和泪眼，我们却从未心软过，因为那是阶级斗争。
母亲常在下傍晚去市场买菜，因为这时菜都是挑剩的，卖东西的人急着走家，只要全包下来，价格就只是平常的一半不到。我们小孩子几乎没到市场上买过菜，最多是到酱盐店里打酱酒买粗盐。最壮观的卖东西的场面，我印象最深的有两次。一是有人从肉联厂买来兔子头，放在大锅里用盐水煮了，五分钱一只卖，竟然几十人围着那大锅在津津有味的吃。一是有人用大铁锅煮了山芋五分钱一斤卖，也是围了几十人在那儿津津有味的吃。后来听说这两家都发了大财，但不久都被市管会查封了，罚收了所得。
过年的时候，菜市场门口是卖爆竹的天下，我们整天呆在那儿，用零花钱买来散爆竹，放着玩。最激动人心的一次，是有个卖爆竹的，看着一张八仙桌，在菜市场门东侧卖得正投入，突然有人投来火种，炸飞了他一桌的爆竹，我则趁火打劫，抢走了好几挂爆竹，过足了放爆竹瘾。爆竹那时似乎可以自由买卖，但必须交税，有一次，山东老家来人卖爆竹被工商局查了，半夜跑我家来，让走后门把查禁的爆竹要回来。局长虽住我们隔壁，但情却是绝对不讲的。
没想到，多年之后，下放的我，竟然也会在老菜市里卖东西。那是*后期，市场的管理越来越松，老菜市的规模已是占满了那整整一条街，还延伸过了小十字街口，占满了对过的那条老街。因为自己身份的特别，属于生产队里最“公正”的一族，所以生产队为了变点机动的钱花，就让我和会计一起去运河老菜市里卖大米和卖牛肉。那时我总是把头低的很低，怕被熟人看到。
更没想到的是，当年我们在当市管会的业余纠察队员时，领导我们查市场的市管会工作人员之一的朱廷久先生，如今已是市书法家协会主席，并且还是我的忘年挚友。我们最佩服的一次行动，是他查获了一桌赌徒，那四个在老菜市的一间小屋里赌博的家伙，只好低着头，依然坐在桌子四周，桌上摊着麻将，而那张小桌子，此时已摆在了市场的路边示众呢！
如今的老菜市还在，只是成了卖日用杂货的小市场，路两边已是改造后的两层商住楼，改革开放之初，也曾无限风光过。不过，如今却是楼旧路破，很像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风貌。有一天，我到那儿去买铁丝网制鸟舍，竟被一个卖锅碗瓢勺的摊主一迭声的“大学生”叫住了，一看，哈，竟然是我的老邻居，原来是在平马车社拉板车的。乐哈哈的神侃半天，根本不像生意人。对于他来说，卖东西不过是个幌子，在街头看景才是真的。想来他还算是子承父业，我记得他父亲是卖咸鱼的，六十年代初就死了，家道十分殷实，是我们高台子上第一家盖瓦房的呢！
2007年10月14日
县医院（一）
习惯把市人民医院叫县医院。叫了几十年了，不仅是我，许多人都如此叫。其实，这与其说是一种习惯，不如说是一种感情。
曾在《公厕》里，提到过县医院的公厕。苏式的标准化的厕所，胜过民居。在那样的厕所里方便，也是一种享受。因此算得上县城里的一个景点，特别是乡下来的人，进出医院公厕之后，回到乡下，都要津津乐道一番：卫生、整洁、洋气、气派。用现在的话说，那是一种文化&；not；——厕所文化。中国人历来重吃不重拉，把厕所建得像洋房，是传统观念上的强刺激和突破，也是一种文明观念的普及。所以，医院的公厕，实际上也是县城的一个文化意义上的景点。特别是看到今天城区里的许多公厕还不如当年县医院的大气和规范时，它带给我们的，更是城市文明和城市文化建设意义上的思考了。我这样说，不是刻意“以臭为美”，因为从第一次见到它并且使用它时，印象和思考，就已深深烙印在心头了。
偶然和书协主席朱先生谈起县医院的初创期，他笑问我，知道县医院最初的院墙是什么样子吗？我说是一种砖砌的花墙。他说不对，是竹篱笆。还说：“不信你去问你妈。”用不着问了，因为我的最初印象来自六十年代中期，而他，却是运河镇的土著民，谈起老运河的种种轶事，他是无可争议的权威。
竹篱笆的医院院墙是什么样子，只能凭想象了。我见到县医院时，已有了高大的砖砌的院墙，大门也和现在一样，朝北——七十年代时，大门曾经改向东方，一改就是二三十年，所以看到医院的大门又改向西时，不仅有时光倒流感，还有一种特别的亲切感。
记不清最初是去县医院干什么了，好像是母亲住院开刀吧？我是在保姆的带领下去看她的。进了大门，两侧是两排长长的简易的平房，门诊打针都在这里。正对门的是一溜瓦房，药房和住院处。房子外起脊内平顶，门两边是两座水泥高台子，想不出干什么用的，只记得坐满了看病或者瞧病人的人。房内像迷宫，七拐八拐，方才进了母亲的病房。很喜欢去看望母亲，因为会有点心吃。和母亲同病房的，是一个运中的女生，父亲是烈士，母亲改嫁，算是孤儿一个。住完了院，她便和母亲处得像亲姐妹，我叫她魏姨，常去我家，工作后，母亲给她介绍了一个学美术的大学生。后来她对我们说，她的家庭幸福是从县医院开始的。而母亲则说，她的生命是县医院一次次给她的。因为那几次手术，都是大手术，也是初建不久的县医院极少施行的。那时医生大胆而又负责，每次都成功，让母亲感激一辈子。像母亲这样对县医院报有感恩之心的人，实在太多。
县医院的医生，多是外地人，南方的居多，有许多是大学生，也有许多是部队转业的军医，整体素质，在县城里都是一流，只有运师和运中的可以和他们相比。特别是人们眼里的穿着白大褂的女医生女护士，美丽如天使。她们说话像唱歌，走路像慢舞，构成了县城里最美丽的风景线，也成为县城里街谈巷议的名人。怎么可能不是名人呢？小小的县城，生病住院是大事，那时，医德高，医风好，医术精，医情美，救死扶伤为第一，穷困户治病可免费。于是，能治病的医生，大都家喻户晓，特别是小儿科的和外科动手术的医生，简直被人奉为神明。一剂药下去，小儿不夜哭了，不咳嗽了，一刀下去，绝症治好了。那时手术前不兴送红包，有的是治好了病时，提着鸡蛋、红糖、花生之类的土特产的营养品去看医生，像走亲戚。母亲有一时期在洗染店当经理，凡是县医院去染布的，能不要钱不要钱，能少收费少收费，享受内部职工的待遇，实在不行，大不了，自己垫上。不仅母亲如此，县城里的照相馆、理发店、饭店、酱盐店……无不如此对待他们，因为他们可亲而又可敬。
今天（）晚上，遇到县医院的李姨和吕叔——官称李主任和吕院长，说是去宾馆见一位外地来的医学老专家，也是他们的老战友。两位老医生，都已七十多岁，五十年代从部队转业来到邳州，一干就是五十多年。一是内科专家，一是放射科高手，悬壶济世，默默奉献，不知医好了多少病人，给多少家庭带来幸福和安宁。如今老夫妻俩都得过重病，却与疾病顽强抗争，活得乐观，活得充实。特别是吕叔，现在还坚持在放射科工作者，一方面发挥余热为病人解除病苦，一方面奉献一生的经验智慧为年轻人传道授业。两位老人——我实在不情愿叫他们老人，因为在我的眼里，他们永远都是那么充满了自信，也充满了朝气——面色红润，健步如飞，笑声朗朗，慈祥可亲。我忍不住说“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