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众饭店什么时候关闭的，记不清了。好像一开始改建成了三层大楼，一楼经营百货，二楼经营饭店。再后来，饭店关掉了，全部变成了商场，名字也改为“人民商场”了。
从现在的大十字街口
从现在的大十字街口商业布局看，除了新华书店，其他三家——百货大楼，时代广场、人民商场，都成了大同小异的综合性超市，失去了经营上的个性。而当年，一是百货公司，一是糖烟酒副食品公司，一是饭店，分工不同，各司其职，显示了计划经济时代的特色。
2007年10月14日
公厕
那时几乎每个居民小区，都有一个公厕。我们高台子的公厕就在西边的路口处，西临鱼场，即现在的水上公园。
早晨那儿最热闹，憋了一夜的人们，排着队等在门口。大便产量很高，每天由大粪场的老儿儿用车拉走，小便则流到西墙外的鱼池里，那儿鱼因此特肥，是我们垂钓的佳地。那时想找到擦腚纸都很难，小孩子们要么用石子砖头擦腚，要么干脆用腚在木柱子上或者墙角上蹭蹭。厕所的墙壁上，写满了骂人的脏话，男女厕所中间的隔墙上，划满了沟沟，终于有一天，抓到了一个透过沟缝偷窥女厕所的流氓。后来大家再如厕时，不到万不得已，绝不靠近与女厕所隔壁的那堵壁。某一天半夜，还发生过在女厕所里抓到通奸犯的事。虽是*时期，男女之间的*事，却一点也不少。
那时县城里公厕的分布，似乎比现在还要相对的多。比如就在我们那个公厕的大路对过，也有一个公厕，属于石灰窑居民区的。由此再朝西不远，在现在的立交桥，过去的铁路搬道口，路边也有一个公厕。更不用说，我们前面的农业银行，文化馆内外，铁路小学，都有公厕可以无偿享用。正是吃的困难，拉的却方便极了。
全运河街的公厕，大小皆不同，风格也各异，我们最看中的有两处，一在文化馆东厕，一在县医院东侧。厕所都是苏式建筑，有百页窗，高高的吊楼，大小储便池既深，且在墙壁外，十分卫生、整洁。只要不内急，我们都会跑到文化馆东侧的公厕里去方便。公厕的角落里还放着石灰和煤渣，以及扫帚之类。只是遇到喜欢恶作剧的我们这群调皮的小孩，煤渣、石灰就成了炮弹，扫帚自然是最好的冲锋枪。我们还打家劫舍，帮助以拾大粪为生的邻居偷公厕里的大粪。那邻居父亲是铁路退休工人，负责铁路小学和铁路搬道口厕所的大粪。收来后，在其屋后的空地上，晒成粪干，卖给乡下的农民种甜瓜。他的门口有一间小瓦屋，专门收藏成麻袋的大粪干待价而沽。我们帮他偷大粪的好处，是他可以送我们一些粪干子，抛在鱼塘里当鱼引子。或者到他晒粪干的屋后园子边钓鱼。那里面临鱼塘子，长满了灌木，很隐蔽，看鱼的人发现不到，鱼也特多特肥，甚至于在粪干子下面，还能抓到老鳖呢！
不过铁路的拾粪老头和大粪场的拾粪老头，经常因为我们的缘故，发生争吵。其实铁路的拾粪老头很正直，从不乱拾粪，而且他拾粪的时候，穿着很威严的铁路制服，一身正气呢！所以，吵来吵去，吵出了他儿子的主谋和我们这些偷粪的从犯，结果便是那邻居挨一顿痛打。再然后，是铁路工人把我们叫到他门口的大柳树下，讲革命故事。晚上，还会在柳树上挂一盏和样板戏《红灯记》里李玉和拿的那种铁路专用灯一样的大马灯，讲一段聊斋故事，听得大家毛骨耸然，他却讲得嘿嘿干笑。那时脑海里有一个奇怪的印象：《红灯记》的李玉和应该长得和拾大粪的铁路工人一模一样。
对于我们来说，公厕还是捉迷藏的好地方，正是越脏的地方越安全，只要不被对方捉到，我们可以钻那墙角的那一大堆煤灰里面去。至于钻过墙洞，躲到化粪池的边沿上，为了胜利而忍受臭气直熏脑门，那更是常有的事了。
2007年10月15日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街道
六十年代初，县城的居民区划为四个街道，即码头、跃进、青年和车站。码头街道管辖现在的运河派出所正南以及向东的地域，靠近运河码头，以码头附近的居民和船民为主体。跃进街道则是其向西至铁道，向北至火车站，向东至大十字街口的广大区域。青年街道是铁道以西至化肥厂、抽丝厂的工人居住区。车站街道则是火车站北的以铁路工人家属为主的居民区。四个街道统属于运河镇管辖，几乎占了县城居民的绝大多数。
我之所以对街道特别熟悉，是因为我母亲就是跃进街道的主任，我经常跟她参加有关街道工作的各种会议，而且还常常跟她去别的街道参观或开会，至今，我还记得四个街道主任的姓：码头的郭主任，青年的倪主任，车站的魏主任，我母亲，则官称常主任。街道的全称是“街道居民调解委员会”，*时改作“街道居民革命领导小组”，后来又改为“街道居民委员会”。现在想想，和现在的社区委员会倒是不谋而合，只是那时街道的权力很大的，大到相当于一级政府。总之吧，一个居民的所有社会权力，几乎都要经过街道，比如招工上学，领各种证券，社会活动，等等等等。
正因为街道和每个人有如此密切的关系，而且那时街道上的各种活动又多，县城又是如此之小，小到各类型的商店门市都是独此一家，所以大家相见的机会多，多到我们走在街头上，很难见到一个陌生人，而且一看，就知此人是哪个街道的。如果遇到不认识的人，一般来说，此人要么是外地来的，要么就是乡下来的。这一点，常令那些老街人感慨万分，因为现在走在大街上，正相反，你很少见到几个熟悉的人，仿佛你自己是这个城市的陌生人了。
那时的居民区管理得似乎比现在还要规范，别的不说，就说门牌吧，我现在住在向阳小区有十年了，始终没有门牌号，送水送气的，很难找上门，更不用说，邮寄信件之类了。而那时，各家都有门牌号，直到现在，我还清楚记得，我家的门牌是运河镇跃进街道青年路一巷31号。那是一个木制的蓝底白字的长方型牌子，挂在各家的大门上。送信送报找人，极方便。没有牌子的住户，就是黑人黑户了。
街道居民的住房大都自己盖的，按面积，一年只收几毛钱的地皮租。院子里的树，是自己栽的，却不是属于自己的，要是砍伐，需报镇里批准，折价了卖给自己。我之所以对此政策特熟，是因为我家的院子里，曾经种过两棵大柳树和一棵大枣树，最后全砍了制家具。
街道居民，身份很特别，正式的叫法是“城镇居民”，有户口本，有粮食本。我们住的那个居民区，实际上社员也不少，但大都是城镇户口居民的家属，这些家属也都是附近生产队的社员。他们平时要干农活，要养鸡养猪，工资是挣工分，吃粮是生产队配给，不像我们城镇居民，有正式工作的有工资，没正式工作的可以打小工，而且还可享受每月最低8元钱的生活保障，吃粮吃油，都是到粮食局买，大米只几分钱一斤，便宜的像白送。所以那时，城市居民和农村人的身份真是天壤之别，城市居民有着极大的优越感，农村里长得漂亮的姑娘，最大的理想就是找个城里人的老公，这叫一步登天。这样的例子，我们那一片中很多，只是嫁到城里，还是黑人黑户，入不了城市户口，而且孩子的身份总是跟着母亲走，还不能找正式工作，社会地位，比城里人低，比乡下人高。据说这类型的妇女，需在城里生活一二十年以后，才有希望转为城市户口呢！
街道上的事，真是千头万绪，可以说，小到家庭琐事，大到时政大事，衣食住行，思想行为，没有不管不问的。那时政治运动多，三天两头要开居民大会，没地点，多是在大马路边的空地上，黑压压的一大片，听街道主任读报纸或文件。读报的事，我就多次替母亲做过，所以对《人民日报》特别有感情。还帮街道抄写过大字报，那时也就十岁左右。印象最深的一次，是夜里九点多钟，母亲参加学习班没回，家里来了四五个小大姐，叽叽喳喳的，说是要开证明去领干小工子的钱，缠着我，让我给开证明，还“小弟小弟”的喊得香甜，没办法了，我只好拿出纸笔和街道的大印，在媒油灯下，一笔一划地给她们写了证明。她们填夸我字好，还说领了钱买糖给我吃。回来将此事说与母亲听，母亲笑着说，以后这样的事，都交给我做了。因此，我成了街道主任的秘书，这是我小时最自豪的事，似乎比别的同龄孩子高出一头，像个大人。
*时，街道主任也被当作走资派批斗了一阵，大印也被造反派缴去了，让我觉得很失落。后来中央*小组有指示，说大队一级不属走资派，于是街道主任摇身一变，也成了红卫兵，大印重要回到手中。这时街道热闹了，也分成两派，整天争来争取，开会成了吵架。有一阵，街道组织收旧书小组，到各居民家里收旧书，我跟着参加了几次，被那些旧书所吸引，后来就干脆躲在街道办公室里偷看他们收来的旧书了。也是从那时起，培养了读书的兴趣。当时不仅看，还偷了几本呢！印象最深的，是苏联小说《叶尔绍夫兄弟》，那书，我至少看了十遍也不止。
*初期，跃进街道办公室就在我们住的高台子的西路口，农业银行宿舍的西侧，水上公园门东二十米远的地方，其前身是已搬到老菜市场的酱盐店。那时不上学，街道办公室成了我们玩耍的主要场所。我拿着钥匙开门时，身后总是跟着一大群小孩子。办公室是前后两进院子，放着两把太师椅和一个老旧的八仙桌。三抽屉的办公桌是禁区，钥匙从未给过我。而那只古色古香的大立柜才是最神秘的地方，好容易打开一次，发现好东西特多，我就从里面偷拿一些好玩的东西，印象最深的是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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