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一个政府的统治者，要想长治久安的话，都不能不严肃地对待精兵简政这样一个话题。也许有鉴于此，《大清会典》规定，“膳房属下庖长四名，副庖长四名，庖人五十名，厨役二十八名”，另加内膳房厨役六十七名，通计不过一百五十三名。但实际上，到了乾隆当政，凭这区区不足二百位厨师，为圣上大办宴会，简直就成了笑话。纵使他们每个人都身怀绝技，以一当十，也无法完成这位皇帝，动不动就是四五千人的庞大国宴。连把碗、碟、筷、匙，一一放到宴席的台面上去，也是来不及的。
所以，计划赶不上变化，政策比不上对策，上面的规定挡不住下面的灵活运用，各取所需，自然会有明的暗的办法，或巧立名目，突破编制，或假公济私，增加名额，或欺上瞒下，编外存员，或弄虚作假，暂借长用。这一切得以横行无阻，很大程度上由于乾隆晚年倦勤， 虚荣日盛，不理政事，大权旁落；更由于和榈钡溃谔毂稳眨亲鞫瘢廖藜傻Ｓ谑牵梢韵胂螅实鄣某浚胫泄娜魏位匾谎腥瞬蛔鍪拢惺挛奕俗觯环矫妫寺迹烁∮谑拢环矫妫涝陡械饺耸植还唬涝兑罄┍嗉釉薄�
即使英明如唐太宗这等样板皇帝又如何？《新唐书》的《曹确传》说：“太宗著令，文武官六百四十三”，《唐百官志》略略放宽一些，“太宗省内、外官，定制七百三十员”，而据杜佑《通典》：“唐文武官及诸色胥吏总三十六万八千六百六十八人”，这样悬殊的差别，实在太惊人了。英主尚且如此，其他统治者就恐怕只能更加失控了。
不用说年事已高的乾隆了，他才不在乎这点糜费，因为，他已摆宴上瘾。而且，要知道，人老了，就有了老的五怕和五好，他是非如此这般不可的：
一，怕冷清，好热闹；
二，怕冷场，好铺排；
三，怕冷落，好风头；
四，怕看冷脸，好听恭维；
五，怕人们对他冷淡，好大家向他致敬，
大概这是老年人的通病，也是绝大多数中国老人都难免的人性弱点。
上了年岁的乾隆，怎么能例外？如果早年还多少有过的英武之气，也渐渐消逝殆尽，如果早年还多少有过的睿智之明，也终于磨蚀无存。因此，热衷于在紫禁城里，宴请王侯将相、文武百官，举办盛大庆典，招待边疆各族，宗室耆老，用这种办法，祛除五怕，满足五好，恐怕是这位老爷子不得不常常使用的办法了。
因为凡赴宴者，一边吃着满汉全席，一边喊着万寿无疆，不过都是动嘴的事，何乐不为？
老实讲，动嘴吃，不难，动嘴说，就更不难了。中国人，尤其中国文人，在皇帝老子面前，要做起这种事来，最拿手了。拍马屁，谁不会？唱赞歌，谁不能？
乾隆二三事（1）
在中国诗歌史上，从来不把清代这位弘历皇帝列入的。但是，他却是中国（甚至全世界）写诗最多的人。他的御制诗，数量着实惊人，超过清代收诗四万多首的《全唐诗》。
一个写得很多，却写得并不出色的诗人皇帝，对于其他真正的诗人而言，也许不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情。
一，批钱
钱谦益，号牧斋，江苏常熟人，是明末清初的大诗人。清代的沈德潜编选《国朝诗别裁》时，将他的作品放在首位，颇让乾隆皇帝好大一个不高兴，批下旨来：一个降臣，竟置于篇首地位，张扬这个贰臣的气焰，简直是岂有此理了。
他连忙跪下来，一迭声地谴责自己“该死该死！”
从此，艺术标准第一的沈老先生，就在政治标准第一的乾隆面前失宠了。
乾隆对钱谦益的反感，我估计多少有一点同是诗人的嫉妒，但对统治者来说，他之所以批钱，更多的是政治需要。从他写过的一首挖苦钱夫子的诗，便可看出他是从大节入眼，来评断这个人的：
“平生谈节义，两姓事君王，进退都无据，文章那有光。真堪覆酒瓮，屡见咏香囊，末路逃禅去，原是孟八郎。”
满清入关以后，在顺治立国，康熙初政时期，都曾不遗余力地延聘江南才秀，尤其是明末的名流耆宿，文士遗民，以收揽人心，巩固政权。到他做了皇帝，已是“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大一统局面。于是，作为一国之主，就要提倡对他的忠贞不二了。
他指示修《明史》的馆员们，说这个钱谦益，不能与另一降清的名将洪承畴齐肩并列，虽然都是贰臣，一个贰得好些，一个贰得差些，洪若放在甲卷，钱也就只配放在乙卷。若以此标准类推的话，当过汉奸的周作人，要是碰上乾隆的话，估计连丙卷也进不去。
沈德潜对牧斋先生诗篇的高度评价，并不过分，那确是一位有成就的大诗人。著名学者陈寅恪在《柳如是别传》里对他的诗作，也是推崇备至的。我很欣赏他的一首《吴门春送李生还长干》：
“阑风伏雨暗江城，扶病将愁起送行。烟月扬州如梦寐，江山建业又清明。夜乌啼断门前柳，春鸟衔残花外樱。尊酒前期君莫忘，药囊吾欲傍余生。”
此诗作于顺治五年，是他饱经人世沧桑，风云变幻以后的作品，诗评家认为，他明亡以后的《有学集》里的诗，要比早年的《初学集》更胜一筹。虽然这时，他早已剃了头作大清顺民，可在笔下还是会流露出思念旧国的心绪，全诗惆怅沉郁，苍凉无望，真是感到这个曾经很热闹一阵的文人，故国落日，家园残春，晚景颓唐，余生落寞，真是不胜感伤。
为什么说周作人会被乾隆列入丙卷呢？因为他的立场不变。这个汉奸甚至到了晚年，与曹聚仁先生通信，提到上海虹口公园里鲁迅墓的坐像，犹嘲讽有加。显然，他对那个雕刻是不以为然的，对要立那个雕刻的用心，也是不以为然的。所以才从他口中说出“那坟头”三个字来。
切齿痛恨之音，蔑视不屑之意，是完全可以感觉出来的。人死以后的归宿之地，叫陵，叫墓，叫茔，叫坟均有之，独“坟”后赘一“头”字者，则绝对是贬义的了。由此可见，此人一以贯之的这种看法上的分野，恐怕就不仅仅是针对鲁迅，而是针对以鲁迅为代表的一切革命文化，当是无疑问的了。
对钱牧斋来讲，长干依旧，物是人非，阔别数年以后，在他的记忆中，已不是他的风月场加名利场的那座城池了。所以，才有“江山建业又清明”的感慨。“清明”，与“江山”联系在一起，既作时令节气的解释，也有两朝交替的寓意在内。看来，这位东涧遗老，已经能够重新审视钟山脚下，秦淮河畔，那段难以忘怀的岁月。
那时候，风流才子钱牧斋和江南艳姬柳如是的情爱故事，曾是街头巷尾，饭后茶余的谈资。而当崇祯吊死煤山，江南议立新君，钱谦益在政治漩涡中的色色表演，也是令满城百姓侧目而视。或许这就是文人难耐寂寞的秉性了。作家或者诗人，即使年纪一把，有的人，也还如孩提一般发作人来疯的毛病，手之舞之，足之蹈之，颇不肯更不甘于被冷落的。有好处，无他，手痒；有名声，无他，心痒；有座位，无他，臀痒；有热闹，无他，腿痒。总之，这样的好事之徒，非大挫折，不会罢手，非大失败，不会顿悟。
乾隆二三事（2）
一开始，钱谦益跃跃欲试，与史可法等人，本来是一心拥戴潞王的，结果，福王立，也就是史称之为南明的短命王朝。虽然在崇祯朝时为礼部侍郎的他，顺理成章地为小朝廷的礼部尚书，但无立王之功，不免有些失落，甚至还有些忐忑。其实，这不正好，写你的诗得了，恋你的爱得了，何必在南京患得患失，不可终日？不，人来疯的病，使得他很难激流勇退，还在漩涡中愈陷愈深。
名隶于东林，自视清流的他，一反常态，竟然去谄事马士英，居然去推介阮大铖，成了一个“进退失据”，匪夷所思的人物。所以，顺治二年，满清的豫亲王多铎大军南下，他率先迎降，也就不奇怪了。前一年，崇祯自缢的消息传到南方，柳如是曾劝他以死殉国，可到了跳湖的时候，他嫌水凉，便不想做烈士了。那时不死，现在，就更得求生了。
问题是得给自己找个台阶下，由钱谦益和王铎拟稿，赵之龙签署的《降清文》中，亏他们琢磨出了这样一句遮丑的名言：“谁非忠臣，谁非孝子，识天命之有归，知大事之已去，投诚归命，保全亿万生灵，此仁人志士之所为，为大丈夫可以自决矣！”所有投降派都会为自己的堕落，想出些好说词。但文人的本事，就在于能把一件极肮脏的行为，说得不但动听，而且理直气壮，这也是历史要唾弃这种败类的缘故了。
话说回来，尽管乾隆批判他“平生谈节义，两姓事君王”，其实，他不是第一个，也不会是最后一个。名与实之不符，人与文之相悖，在文学史上，钱谦益只能算是小而焉之的人物。何况，陈寅恪文章里，提到他辞掉清朝的史官高职，回到家乡后，还是搞了一些秘密的抗清活动。所以，后来人读他的诗，至少不至于那么恶心。从他这首《吴门送李生还长干》看来，显然是历经一番反思以后的心声。李生要到长干去了，他从家乡常熟来到吴县为他饯行，能不对记忆中的烟雨金陵，生出唏嘘嗟叹的诗情吗！
但有些心已死定的铁杆汉奸，就不在此例了。譬如，以“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来说，若将这首诗的作者名字糊卷的话，让一个不太了解历史的青年人看，相信他会从诗句中感到一个革命者视死如归的勇气。但是，要是告诉他，这是大汉奸汪精卫的作品，恐怕马上觉得这首诗变味了。
汪的《双照楼诗集》，其中不乏这类激越昂扬的诗篇，但他这个人被历史唾弃了以后，他的哪怕是再漂亮的文字，也随着他一块儿被粪土的。这部诗�